篇一：新时代社会治理及枫桥经验的内容包括什么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社会治理的效率与质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的稳定与可持续性，因此，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运用适宜的经验和方法，成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群众自治实践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探索。本文旨在从“枫桥经验”的角度，探讨群众自治实践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性和优越性。
一、“枫桥经验”概述
“枫桥经验”，是指浙江省绍兴市枫桥镇探索出的一种民主决策、依法治理、社区自治的实践经验。1998年，枫桥镇在整合村级“三资”（即资金、物资、人员）的基础上，成立了村民自己的“三资”管理委员会，由村民代表自愿组成，对村级财政进行集中管理。随着时代的转变，枫桥经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四自”（即村民自治、村规民约、文化自信、法治环境）的治理模式，枫桥镇也成为了“枫桥经验”首倡和探索先行的地区。
1.强化民主决策
在枫桥经验中，村民自治成为了社会治理的核心。村委会成员依据村民的意见进行议事和决策，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公正、合理。
2.加强法制保障
枫桥经验注重法治环境的建设，将村规民约作为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支撑。村规民约对于村级社会治理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加强与村民的沟通合作，村委会可实现村民自治、村规民约和法制建设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人民民主法治环境，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3.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在枫桥经验中，文化自信是治理模式的框架支撑。枫桥镇不断深化民俗文化的内涵，提升民俗文化的品质，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庙会、社团联欢等多种形式，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消除各种文化隔阂，更能推动全体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
随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群众自治的模式已经成为了当下一种广为接受并适用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同时，现代社会所需求的民主和法制也通过“枫桥经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补充。因此，“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广泛的适用性。
1.流程优化
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流程不畅是较为普遍的问题之一。将群众自治、民主决策和法制环境等基本理念融入治理过程中，能够深入基层为流程优化提供良好途径。以枫桥镇为例，村民自治委员会成员通过村民代表进行议事和决策，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流程效率。
2.社区建设
城市社区建设与基层治理密不可分，如何让城市社区得到良好建设，成为了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在对枫桥经验的学习应用中，学习和应用“自治、法治、文化自信三位一体”的理念，能够更好地推动城市社区的建设，提高城市基层治理的质量。
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成为了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之一。通过挖掘当地民间文化、加强文化宣传和公益文化推广等方式，可达到提升居民文化素质、促进社群和谐以及城市美化等多重效果。枫桥经验中，将文化自信作为治理模式的框架支撑，正可供城市治理者统筹考虑。
四、结语
“枫桥经验”以其完善的组织体系和科学的治理理念，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在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中，学习、应用“枫桥经验”，强化民主决策、加强法制保障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将成为城市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手段。在发展中注重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加强城市治理的法制建设，才能为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提供更加支撑的治理模式。
篇二：新时代社会治理及枫桥经验的内容包括什么
浅谈枫桥经验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5篇
【篇一】
“枫桥经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致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变革和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也踏上社会治理新征程。从基层治理来看，新时代主要面临四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化与政府解决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间的矛盾；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高涨与政府“人治惯性”之间的矛盾；第三，“互联网+”时代高效性治理要求与政府传统低效手段之间的矛盾；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与政府缺乏专业性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枫桥经验”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指向，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解决的四对难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良方。55年来，“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头羊，新时代要继续引领基层治理新走向，必须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方面有新的建树。
首先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这是最能体现“枫桥经验”特色的。因为“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
其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动员群众已经无法解决当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体制机制引发的矛盾，因此要运用现代化国家普遍适用的法治方式来定纷止纠。
再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是为“枫桥经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传统“枫桥经验”主要是手工式、面对面地解决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最为薄弱的，也是重点要突破之处。原来“枫桥经验”主要依靠机关干部、村干部解决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善于通过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解决专业的事
【篇二】
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解决基层群众矛盾问题上，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坚持问题不上交，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管理经验。在1963年被毛主席亲笔批示为全国政法干线典型先进经验，并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诞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长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见证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第五个现代化的实现进
行了实践性的探索，特别对于基层政法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枫桥经验的重点内容
55年来，风桥经验历久弥新，自2014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风桥经验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核心要义是以人民为中心和谐发展。没有基层的法治就没有全面的法治，而新时代风桥经验已然已经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牢固载体，为法治社会的全面建设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一）积极构建调解工作大格局
1、依靠党政核心领导作用。党政领导部署全局工作，采取“一套体系两种模式”开展诉前调解工作。“一套体系”即整合公检法、宗治、司法、信访、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各类调解资源，构建一站式调解服务工作体制机制和服务中心，并与乡镇的调解力量联动，形成自上而下的立体式和平面式想结合的调解环境。“两种模式”即是“引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方式，“引进来”即定期邀请各类行业调解、律师调解、人民调解力量进驻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各类案件的诉前调解和诉中委派调解，将矛盾导致的社会危害控制到最小，发挥法制和诉讼的社会效果，保障权重合法权益。“走出去”即首先将调解工作的重点力量融入到党委统一领导的大格局中去。例如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就是我们要主动融合的重点领域。对于开展扶贫工作中在群众身边的矛盾要主动化解，特别是在政策法律理解偏差的问题上要下功夫。其次，发挥基层法庭的专业调解力量，创建“枫桥式”
法庭，依靠基层法庭阵地作用，将诉讼服务窗口前移，注重基层矛盾根源，建立法律专业人员下基层法律宣讲咨询服务工作，有效化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矛盾、解答群众疑问。最后主动做好法律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在当地有影响的案件以案释法，解决群众理解难题。结合当前社会治理工作重点和群众容易涉及的法律问题，开展相关领域的宣传活动特别是针对扫黑除恶、精准扶贫、土地纠纷、民间借贷等问题进行重点宣传。
2、多重建立诉调机制。一是建立健全诉调衔接工作机制。以两法衔接成员、行政单位及社会团体为基础，建立矛盾排查、分流、化解系统。涵盖家事婚姻、道路交通、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等各类民生领域，完善各类主题工作衔接机制。二是实行矛盾分类递进式化解。在坚持“诉访分离”的改革要求下，主动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完善部门领导接访制度，坚持矛盾实质化解与程序终结并重，提高矛盾化解效果与效率并重。三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营造全社会知法、懂法、用法的社会氛围，促进法治社会的建成。
3、主动融入社会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由此可见，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深化改革总目标中的一部分，具体到当前的“法治枫桥经验”中来看，结合自身业务职能，加强与基层法治组织联动。坚持地域服务优势与联动综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夯实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二）坚持以人为本，走好群众路线
新时代“风桥经验”来自于群众，归根到底其精神实质,就是解决好群众最盼、最急、最怨的突出问题,在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中增进与群众感情,在维护群众权益中获得群众支持。
1、坚持为民办事，提高服务水平。始终把人民期待作为工作努力的目标，提高法务服务水平，切实解决群众难题，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提高干警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引导群众正确实行诉求权利。为民办事要求依法办案，践行为民司法理念，切实做到不越权、不越位。准确把握审判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和功能。注意法律规定的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情形，客观对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诉讼风险。制作裁判文书说理充分，消除当事人对于裁判文书的理解误差，体现司法透明性。
2、认识矛盾内涵，抓住矛盾焦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变为对环境、安全、公平、正义的向往。因此，基层矛盾也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面对新时代、新矛盾，要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自觉增强本领、提升素质，克服本领恐慌。
3、坚持依靠群众，化解矛盾根源。群众是“风桥经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委会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处在工作生活的第一线，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在解决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三）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水平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若干意见》将参与社会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主要工作，并提出了工作要求。一是参与基层治理方式多元化，主要为对其他机构进行化解矛盾的示范、引导、沟通协同作用，做好对基层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作用。二是基层法庭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同时，也是为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提供法治保障，在社会治理系统中形成中心位置。这里不仅仅要求司法主体的中立性和被动性，更要求基层法庭从治理工作全局出发，以基层的方式解决基层问题。将普法宣传教育与开展日常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扫黑除恶整体工作结合，在案件送达、调解、审理、现场法律咨询过程中向人民群众普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对象、行为表现及相关法律知识，并将随身携带的本院印制的法制宣传资料送到当事人和群众手中，让群众在咨询、参诉之余增补法律“营养”。
三是可以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把审判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经过法律专业知识转换，总结出矛盾纠纷发生的根源及正确的解决路径。对同一性和多发性的矛盾，法庭可以总结裁判规则，为其他社会主体为解决社会治理的矛盾纠纷提供普适性的参考。
三、风桥经验与法治的关系
枫桥经验与法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风桥经验已经发展到了法制化阶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全局部署下，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法制化。另一方法制化的社会要求对“风桥经验”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要求“风桥经验”根据社会不断
发展，换发生机。针对基层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升级，解决好基本问题矛盾与期待问题的矛盾关系。
四、对基层法务工作的启示
（一）立足办案本职，夯实基层法治乡村基础
强化法庭规范化建设，健全法庭诉讼服务功能。培养干警群众工作能力，灵活运用多种案件审理方式，通过缓解冲突、情绪疏导、平衡各方利益。加速基层法庭信息化建设，充分整合司法大数据，努力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强化基层法庭办案水平，通过培训、业务竞赛等方式对基层日常涉及的办案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不断夯实。促进干警学习业务和专业知识。定期开展案件质量监督、基层法庭案件质量互查工作，针对案件程序、文书制作、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督查促进，同时将好的办案经验相互交流学习，保障办案水平不断提升。
强化法庭引领作用，形成联动解决纠纷合力，在矛盾较为集中的区域设置联络点，将调解关口前移，及时排查，实现预防性司法功能。此外还应将扫黑除恶、扶贫攻坚领域的矛盾纠纷开展专项排查工作，与当地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做好联动协助工作，营造法治基层建设环境。
（二）注重高效便民，服务基层社会
以法庭为工作阵地，开展便民法律服务，建设律师法律咨询值班制度。注重多远解纷网络延伸，完善以巡回法庭为点、车载法庭为线、人民法庭为面的全覆盖诉讼服务网络，实行一卡通网上诉讼费用办理
业务，提高工作效率。推动信息化建设，加快诉讼服务功能转型升级，实现网上查询、网上阅卷、网上退费等智慧服务功能，努力实现“最多跑一次”的工作目标，方便群众解决矛盾纠纷。
建立专业人员下基层工作机制，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将涉及较多纠纷问题收集整理，邀请相关领域的法官、律师、学者深入基层解答群众疑问，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同时对于较大的矛盾纠纷问题进行协助调解，促进矛盾纠纷及时解决。定期开展观摩庭审、以案释法、判后答疑活动，引导群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形成预防效力，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产生。
（三）分类设置调解前置工作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整体的工作系统，应注重不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形成工作壁垒，通过相关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衔接，保障整个基层社会治理功能。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为视角，调解工作前置是十分有必要的。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来诉前启动调解工作，可以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发挥土地监管作用，减少行政机关土地管理成本，有利于依法解决矛盾纠纷。此外纠纷仍然需要到法庭解决的，很多证据、案件信息得到了客观的固定和共享，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降低司法审判成本。
【篇三】
枫桥经验”是浙江人民的伟大创举。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同时也是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15周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枫桥经验”从一
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方法，演变为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一面旗帜，始终备受瞩目。今天，对“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精神实质、时代价值进行再归纳、再阐释，对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
“枫桥经验”诞生55年来，浙江干部群众自觉适应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赋予“枫桥经验”以新的时代内涵。纵观“枫桥经验”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核心内涵至少经历过三次嬗变：一是社会管制时代，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依靠群众、化解矛盾；二是社会管理时代，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群防群治、维护稳定；三是社会治理时代，其核心内涵则可概括为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
作为深化平安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应当继续深化和拓展。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均提出要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旨在将“枫桥经验”塑造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样板，并力图将“枫桥经验”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推广到城市治理、社区治理领域。“枫桥经验”的政治优势是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根本理念是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核心内涵是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价值精髓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根本归宿是保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而又充满活力。
“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
“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枫桥经验”演变历程中，始终体现出“以人为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等，很好地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因此，学习和推广“枫桥经验”，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牢记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到体民情、解民忧、暖民心。
“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运用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典范。从本质上讲，“枫桥经验”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治理情景中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国家治理不同历史阶段生动实践的缩影。因此，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充分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拜人民群众为师，领导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做到治理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治理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枫桥经验”是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浙江样本。“枫桥经验”在贯彻落实中央各个时期大政方针时，都善于联系基层实际，善于用动态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忠实执行中央方针政策时，创造出符合地方实际的新经验，始终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光芒。因此，“枫桥经验”已经超越具体的地域界限，而成为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重要经验。这正是“枫桥经验”历经半个世纪
而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
“枫桥经验”来自浙江群众的实践创新，但早已超越了浙江的地域限制，成为全国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旗帜和标杆。
展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坚持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综合施治策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作为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对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创新和推广“枫桥经验”的过程，就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过程。
突出党建引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的鲜活样板。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运用，“枫桥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的典型经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始终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从而很好地回答了基层社会治理“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性问题。
坚定以“中国方案”治理基层社会的道路自信。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现代化、治理多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从国内范围看，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阶层、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快速变化，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更加强烈，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枫桥经验”正是吸收利用了儒家伦理、乡贤文化、以和为贵等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现代化利用。
营造鼓励干部群众扎根基层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从“平安浙江”建设到“平安中国”建设，源自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桥经验”是基层干部群众忠实执行中央大政方针的典型经验，也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鲜活样板，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中央对“枫桥经验”的认可不仅是对基层干部群众创造性执行中央大政方针实践的认可，更是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与鼓励，这对于鼓励基层干部群众扎根基层干事创业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篇四】
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解决基层群众矛盾问题上，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坚持问题不上交，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管理经验。在1963年被毛主席亲笔批示为全国政法干线典型先进经验，并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诞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长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见证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第五个现代化的实现进行了实践性的探索，特别对于基层政法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枫桥经验的重点内容
56年来，风桥经验历久弥新，自2014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风桥经验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核心要义是以人民为中心和谐发展。没有基层的法治就没有全面的法治，而新时代风桥经验已然已经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牢固载体，为法治社会的全面建设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一）积极构建调解工作大格局
1、依靠党政核心领导作用。党政领导部署全局工作，采取“一套体系两种模式”开展诉前调解工作。“一套体系”即整合公检法、宗治、司法、信访、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各类调解资源，构建一站式调解服务工作体制机制和服务中心，并与乡镇的调解力量联动，形成自上而下的立体式和平面式想结合的调解环境。“两种模式”即是“引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方式，“引进来”即定期邀请各类行业调解、律师调解、人民调解力量进驻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各类案件的诉前调解和诉中委派调解，将矛盾导致的社会危害控制到最小，发挥法制和诉讼的社会效果，保障权重合法权益。“走出去”即首先将调解工作的重点力量融入到党委统一领导的大格局中去。例如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就是我们要主动融合的重点领域。对于开展扶贫工作中在群众身边的矛盾要主动化解，特别是在政策法律理解偏差的问题上要下功夫。其次，发挥基层法庭的专业调解力量，创建“枫桥式”法庭，依靠基层法庭阵地作用，将诉讼服务窗口前移，注重基层矛盾
根源，建立法律专业人员下基层法律宣讲咨询服务工作，有效化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矛盾、解答群众疑问。最后主动做好法律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在当地有影响的案件以案释法，解决群众理解难题。结合当前社会治理工作重点和群众容易涉及的法律问题，开展相关领域的宣传活动特别是针对扫黑除恶、精准扶贫、土地纠纷、民间借贷等问题进行重点宣传。
2、多重建立诉调机制。一是建立健全诉调衔接工作机制。以两法衔接成员、行政单位及社会团体为基础，建立矛盾排查、分流、化解系统。涵盖家事婚姻、道路交通、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等各类民生领域，完善各类主题工作衔接机制。二是实行矛盾分类递进式化解。在坚持“诉访分离”的改革要求下，主动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完善部门领导接访制度，坚持矛盾实质化解与程序终结并重，提高矛盾化解效果与效率并重。三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营造全社会知法、懂法、用法的社会氛围，促进法治社会的建成。
3、主动融入社会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由此可见，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深化改革总目标中的一部分，具体到当前的“法治枫桥经验”中来看，结合自身业务职能，加强与基层法治组织联动。坚持地域服务优势与联动综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夯实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二）坚持以人为本，走好群众路线
新时代“风桥经验”来自于群众，归根到底其精神实质,就是解决好群众最盼、最急、最怨的突出问题,在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中增进与群众感情,在维护群众权益中获得群众支持。
1、坚持为民办事，提高服务水平。始终把人民期待作为工作努力的目标，提高法务服务水平，切实解决群众难题，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提高干警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引导群众正确实行诉求权利。为民办事要求依法办案，践行为民司法理念，切实做到不越权、不越位。准确把握审判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和功能。注意法律规定的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情形，客观对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诉讼风险。制作裁判文书说理充分，消除当事人对于裁判文书的理解误差，体现司法透明性。
2、认识矛盾内涵，抓住矛盾焦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变为对环境、安全、公平、正义的向往。因此，基层矛盾也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面对新时代、新矛盾，要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自觉增强本领、提升素质，克服本领恐慌。
3、坚持依靠群众，化解矛盾根源。群众是“风桥经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委会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处在工作生活的第一线，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在解决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三）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水平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
工作若干意见》将参与社会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主要工作，并提出了工作要求。一是参与基层治理方式多元化，主要为对其他机构进行化解矛盾的示范、引导、沟通协同作用，做好对基层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作用。二是基层法庭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同时，也是为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提供法治保障，在社会治理系统中形成中心位置。这里不仅仅要求司法主体的中立性和被动性，更要求基层法庭从治理工作全局出发，以基层的方式解决基层问题。将普法宣传教育与开展日常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扫黑除恶整体工作结合，在案件送达、调解、审理、现场法律咨询过程中向人民群众普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对象、行为表现及相关法律知识，并将随身携带的本院印制的法制宣传资料送到当事人和群众手中，让群众在咨询、参诉之余增补法律“营养”。
三是可以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把审判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经过法律专业知识转换，总结出矛盾纠纷发生的根源及正确的解决路径。对同一性和多发性的矛盾，法庭可以总结裁判规则，为其他社会主体为解决社会治理的矛盾纠纷提供普适性的参考。
三、风桥经验与法治的关系
风桥经验与法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风桥经验已经发展到了法制化阶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全局部署下，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法制化。另一方法制化的社会要求对“风桥经验”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要求“风桥经验”根据社会不断发展，换发生机。针对基层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升级，解决好
基本问题矛盾与期待问题的矛盾关系。
四、对基层法务工作的启示
（一）立足办案本职，夯实基层法治乡村基础
强化法庭规范化建设，健全法庭诉讼服务功能。培养干警群众工作能力，灵活运用多种案件审理方式，通过缓解冲突、情绪疏导、平衡各方利益。加速基层法庭信息化建设，充分整合司法大数据，努力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强化基层法庭办案水平，通过培训、业务竞赛等方式对基层日常涉及的办案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不断夯实。促进干警学习业务和专业知识。定期开展案件质量监督、基层法庭案件质量互查工作，针对案件程序、文书制作、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督查促进，同时将好的办案经验相互交流学习，保障办案水平不断提升。
强化法庭引领作用，形成联动解决纠纷合力，在矛盾较为集中的区域设置联络点，将调解关口前移，及时排查，实现预防性司法功能。此外还应将扫黑除恶、扶贫攻坚领域的矛盾纠纷开展专项排查工作，与当地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做好联动协助工作，营造法治基层建设环境。
（二）注重高效便民，服务基层社会
以法庭为工作阵地，开展便民法律服务，建设律师法律咨询值班制度。注重多远解纷网络延伸，完善以巡回法庭为点、车载法庭为线、人民法庭为面的全覆盖诉讼服务网络，实行一卡通网上诉讼费用办理业务，提高工作效率。推动信息化建设，加快诉讼服务功能转型升级，实现网上查询、网上阅卷、网上退费等智慧服务功能，努力实现“最多跑一次”的工作目标，方便群众解决矛盾纠纷。
建立专业人员下基层工作机制，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将涉及较多纠纷问题收集整理，邀请相关领域的法官、律师、学者深入基层解答群众疑问，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同时对于较大的矛盾纠纷问题进行协助调解，促进矛盾纠纷及时解决。定期开展观摩庭审、以案释法、判后答疑活动，引导群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形成预防效力，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产生。
（三）分类设置调解前置工作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整体的工作系统，应注重不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形成工作壁垒，通过相关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衔接，保障整个基层社会治理功能。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为视角，调解工作前置是十分有必要的。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来诉前启动调解工作，可以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发挥土地监管作用，减少行政机关土地管理成本，有利于依法解决矛盾纠纷。此外纠纷仍然需要到法庭解决的，很多证据、案件信息得到了客观的固定和共享，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降低司法审判成本。
【篇五】
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经验，是新时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作为基层党委政府，既要学习“枫桥经验”，更要弘扬“枫桥经验”，不断开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新局面。
学习“枫桥经验”，要学习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髓——深入人民群众，将基层工作与群众利益相结合，急群众之所急。
学习“枫桥经验”，要学习它“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原则，将治安矛盾就地解决，不拖拉搁置，真正做到工作实际化、速度化、群众化、透明化。
学习“枫桥经验”，要努力提升网格管理服务能力，做到“综合素质高，办事能力足，服务意识强”，定期排查网格内部不稳定因素，主动靠前化解家庭邻里间矛盾纠纷，助力创建和谐稳定社会风气。
弘扬“枫桥经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深化认识，科学推动工作。
弘扬“枫桥经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弘扬“枫桥经验”，要与党的建设、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与扫黑除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等工作统筹推进，注重创新，打造特色，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努力走出满足群众需要、顺应时代要求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
篇三：新时代社会治理及枫桥经验的内容包括什么
第38卷第2期2021年4月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Jiangh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Vol.38No.2Apr.2021社会治理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杨平，王馨曼（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119）摘要：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自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并且不断发展的宝贵经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着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三治融合”、科技支撑等社会治理优势。这些治理优势在治理民主、治理决策、治理成本、治理规则、治理效率方面的优化，是“枫桥经验”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体现。关键词：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治理；治理优势；治理效能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915（2021）02-0026-11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1.02.003“枫桥经验”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广泛重视，其在发源地得到充分践行并被其他地区借鉴学习。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践赋予了“枫桥经验”以新的内容，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治理优势日益凸显，并不断优化社会治理效能。一、原创经验的新时代扩展：“枫桥经验”及其社会治理新要求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将“四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感化与引导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实践基础上成功总结出“枫桥经验”，其本质特点是广泛动员群众、就地及时解决矛盾，从而有效维护社会稳定。196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枫桥经验”开始推广并享誉全国。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形成了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任务、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主要表征、以调解来解决矛盾纠纷为主要方式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入21世纪，“枫桥经验”被赋予新的时代要求。根据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枫桥经验”的内涵继续得以丰富，优势愈发凸显，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树立了典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证明“枫桥经验”已经在基层创新和高层肯定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提升，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收稿日期：2020-11-23投稿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dx_sk基金项目：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2020ZD17）作者简介：杨学院硕士研究生。平，男，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馨曼，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26·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枫桥经验”在其发源地历经了不同时代，逐渐由单一性经验转变为综合性经验、由局［1］部性经验提升为全国性经验、由历史性经验演变为现实性经验。“枫桥经验”为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需要不断创新发展，这一创新发展的历程是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有效结合的结果，是上级鼓励引导与基层干部群众实践创新从而实现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是传统道德约束与现代化法治治理双管齐下的结果，是先进科技与治理创新结合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历程“实现了从阶级斗争经验向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经验的转变，也实现了从社［2］会治安经验、维稳经验向社会治理经验的发展转化，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由于高层的重视和发源地的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在继承与发扬“枫桥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枫桥经验”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落地生根，推动了各地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仅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与时俱进的治理模式，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对“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理论概括、对“枫桥经验”历史和现实逻辑的思考、对“枫桥经验”治理方式方法的分析、对“枫桥经验”运行机理的探析、对各地创新“枫桥经验”举措的总结、对“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不同领域和不同部门中实施情况的考察，使围绕“枫桥经验”的理论成果愈加丰富，并由此激发出更多深入研究的课题分支。随着“枫桥经验”的不断推广和创新，对其理论研究也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从各地对“枫桥经验”的实践和学术界对“枫桥经验”的研究来看，“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从空间上看，狭义的“枫桥经验”是指其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长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创造和形成的经验和有效做法；广义的“枫桥经验”是全国各地在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而形成的经验和有效做法。从时间上看，狭义的“枫桥经验”是源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改造“四类分子”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广义的“枫桥经验”还应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枫桥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经验和做法；从领域上看，狭义的“枫桥经验”是在20世纪60年代枫桥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和做法；广义的“枫桥经验”是指逐渐拓展到社会治安、基层社会治理等各领域、各行业的一种具有“枫桥经验”特质的综合性社会治理经验和做法。学术界在研究枫桥经验时，往往存在空间、时间、领域上的交叉重叠。简化的做法是从空间、时间、领域上对狭义的枫桥经验内核加以整合，即空间上是指枫桥镇、时间上是指20世纪60年代、领域上是指改造“四类分子”过程中的“枫桥经验”，这一意义上的“枫桥经验”不妨称之为原创版的“枫桥经验”；而在空间、时间、领域任何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进行拓展的“枫桥经验”都可以称之为扩展版“枫桥经验”。本文所论述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扩展版“枫桥经验”。本文通过网络和新闻媒体报道，收集了新时代各地践行和创新“枫桥经验”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在分析这些典型案例时发现，新时代“枫桥经验”既传承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枫桥经验”的传统做法和优势，又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要求进行了拓展和创新，综合学界对“枫桥经验”特征和优点的总结，我们把这些优势概括为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三治融合”、科技支撑几个方面，其中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虽然更多地传承了传统“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但其内容更加丰富。而“三治融合”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基本要求，也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特点和优势。科技支撑是社会治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新时代“枫桥·27·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经验”日益凸显的优势之一。“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体现出的优势虽然体现在不同方面，但这些优势本身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优势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使“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的绩效得到普遍的认可和肯定。党建引领是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具体化，为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必然要求，群众广泛、有序、积极的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之源；源头治理是“枫桥经验”基本的目标表征，从枫桥镇最先提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到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管理实践中提出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再到新时代社会治理实践中提出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都是这一基本目标表征的不同表达；“三治融合”是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和资源整合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充分说明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治理方式的多元化；科技支撑是基层社会治理技术手段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技术支撑不仅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优势，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基础。二、制度优势与基层实践的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的社会治理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治理体系的优势十分显著，这些优势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使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内在地蕴含着制度优势因子，并通过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外显为社会治理优势。（一）群众路线优势人民群众是基层治理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对象，脱离了群众，一切都无从谈起。“枫桥经验”之所以经久不衰、延续至今，就是它始终秉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社会治理的力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通过创造各种条件来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群众能够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枫桥经验”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得以发展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诸暨市枫桥镇的党员和群众研究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符合实际地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采取“教育感化”“以德服人”等方式，积极改造“四类分子”，收效显著。改革开放后，枫桥镇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将“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相结合，为形成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自发组织治安小组，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及时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积极协助公安部门破案缉凶，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让群众真正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枫桥镇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带头作用，大力发展“红枫义警协会”、调解志愿者联合会、乡贤联合会、“枫桥大妈”互助会等社会组织，并为这些社会组织建立了镇级服务中心，提供专门的办公场所，以有效化解［3］社会矛盾、推动乡村振兴、维护农民利益、激发社会活力。枫桥镇为有效解决在基层出现的领导独断专行问题，有针对性地创立了“三上三下”的民主议事制度，开设“民意电子墙”“干部群众对话墙”，加强干群沟通，使群众的决策权利落到了实处，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及时［4］有效地监督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各地在学习贯彻“枫桥经验”的过程中，采取各种形式动员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充·28·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分体现了群众路线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深入开展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十个方面的系列行动，生动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解决了社会治理多个领域的问［5］题。四川省彭州市以网络科技为基础，在全市354个村（社区）推广“民心通”工程，利用计［6］算机和网络技术来优化群众参与的形式，有效实现了“创和谐、顺民意、通民心”的目标。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牌坊社区开设“茶乡夜话”，在网上网下公共空间夜“话”社区，［7］通过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听诉求、聚共识、谋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证明，人民是社会治理的根基，群众是社会治理的动力，社会治理各领域的活动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赋予人民群众充分的民主权利，使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落地生根，才能使群众路线的制度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社会治理优势。从各地的实践可以看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群众路线治理优势主要体现为：一切为了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一切依靠群众，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让群众来监督社会治理工作，来评价社会治理的成效，等等。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呈现的方式与过去不同，但其核心精髓却一脉相承。（二）党建引领优势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的实践能够保持正确方向的政治保障，“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基层干部和群众准确理解党的政策要求，在实践中探索出“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问题，是在于加强领［8］导，而不是加以取消。”正是由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枫桥镇的干部群众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了卓有成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枫桥镇始终注重通过加强党建来引领社会治理，通过“基层党组织+稳定”“基层党组织+治理”“基层党组织+网络”“基层党组织+产业”全面塑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成立了深受群众欢迎的“红枫义警协会”以及“红袖章”治安巡逻队［3］，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枫党建”模式，真正将党的建设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做到了哪里有困难，党组织就在哪里。各地创新党建工作方式，认真学习贯彻“枫桥经验”，并转化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新型治理模式，将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高度融合。比如，浙江省金华市主动实行“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模式、上海市宝山区探索建立了党建引领智能化治理系统“社区通”，优化了以居村党［9］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生态。深圳市南山区推出“党建+社区居委会”“党建+小区业委会”“党建+社区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模式，青海省依托产业链、基地、专业合作社设置党炎疫情、汛情，强化“红色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抓牢“红色头雁”（充［10］组织，起到了“抓乡促村筑根基”的作用。2020年，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为积极应对新冠肺［11］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带头作用），使党建引领与危机应对有效结合。在广大农村，“党建引领确定了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要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充分激活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在党建引领下发挥农民、市场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完善共建共［12］治共享的治理机制”。上述实践都是在党组织强有力的引领下展开的，这些实践进一步丰富了“枫桥经验”中党建引领模式。社会治理实践不断证明，党组织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新时代“枫桥经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治理道路稳步前行的政治保证。充·29·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分发挥党建引领优势是“枫桥经验”成功实践和不断创新的关键。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党建引领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政治引领为社会治理提供坚强领导；通过理论宣传为社会治理提供良好氛围；通过贯彻执行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行动；通过发展推动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保障；通过组织凝聚为社会治理提供群众基础；通过工作创新为社会治理提供强大活力。这些优势既是对党领导社会建设和发展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不断深化的结果。（三）源头治理优势“枫桥经验”充分体现了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的源头治理理念，始终以及时有效地解决群众纠纷与矛盾为工作目标，这也是“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展现的另一明显特点。防患于未然，从根源上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枫桥镇在实践中总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经验充分体现了这一根本要求。面对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枫桥镇结合新时代特点不断衍生与创新出更多源头治理的方式方法。其主要举措有：一是积极探索矛盾不上交的方法，就地解决纠纷矛盾，强调责任担当，创新工作制度与方式。创建了“零上访村”“零上访镇”的有效机制并积极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促使村与村、镇与镇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局面，全方位调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重预防、重化解的积极性，推动多种基层治理矛盾问题在镇、村层面解决；二是探索源头治理的工作方法，形成“四前”工作法，实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及时有效解决矛盾；三是探索源头治理的机制，形成“四先四早”的工作机制，使源头治理有长效机制的［13］保障。各地各行业在社会治理各领域实践中也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比如，湖北省全面开展“万名民警进万村（社区）入万户”活动，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稳定；江苏泰州公安机关建立“老党员”“和事佬”“老娘舅”等个性化调解组织来化解矛盾［14］，等等。各地通过创新源头治理的理念、机制、载体、方式、方法，将“枫桥经验”的源头治理优势落实在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枫桥经验”始终强调要将矛盾纠纷就地解决，即“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及时发现并解决矛盾，使矛盾纠纷在萌芽期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与化解，进而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避免造成巨大的损失，使治理成本最小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源头治理优势继承了“矛盾不上交”的优良传统，但又有自己的两大特点：一是注重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等长效机制的建设，使源头治理有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二是注重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公平的公共服务，减少矛盾纠纷产生的机会，为源头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四）“三治融合”优势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即媒体广泛宣传的“三治融合”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展现的一大优势。不断发展的“枫桥经验”始终注重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自治方式及其资源的有效运用能够实现群众内部治理，矛盾纠纷自我消化，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率。比如，诸暨市在自治中建立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三上三下”民主议事制度，通过广大群众参与决策，使出台的各类政策决议顺应民·30·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心。法治方式及其资源的有效运用能为自治提供法治保障，解决纠纷矛盾，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枫桥镇在创新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强调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相结合，使群众充分感受到法治的力量和益处。比如，实行专业法律人员下基层，聘请律师当法律顾问，设立村级法治大讲堂，推行普法宣传，出台《村级五件事问责办法》，以干部的务实、清廉赢得了群［3］众的满意。德治方式及其资源的有效运用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引导群众讲道理、守道德，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诸暨市政法委提出了以“四个三”为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示范点建设方案，即创建三个项目：孝德示范村、民主法治村、美丽精品村；搭建三个平台：文化礼堂、乡村客厅、村民服务中心；完善三个机制：村规民约自律机制、模范家庭评定机制、先锋党员评议机制；［15］建立三个组织：“红枫”党员义工队、乡贤议事会、“老娘舅”调解会。以此激励人民群众自发讲好“枫桥”故事，遵守社会秩序。近年来，各地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治理“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途径。如浙江省注重运用好地方立法权，及时制定完善《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定或修订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助力社会组织的自治；建立“红黑榜”“能人［16］榜”“贡献榜”“孝悌榜”等，以德治促进社会善治。山西省沁源县总结出“以自治增活力、以［17］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的立体式治理体系。各地积极探索“三治融合”的有效形式、途径、载体，使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得到提升，也充分展现了“三治融合”的优势。新时代“枫桥经验”既发挥了法治的强制规范作用，也充分发挥了德治感化教育和群众自治自律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展现了“三治融合”的优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三治融合”优势主要体现在方式互济、资源互嵌、规则互补三个方面。法治、德治、自治三者首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方式，三种方式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各有优势，三种方式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能够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成效的最大化。法治、德治、自治三者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资源，三种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相互支撑、相互融通，能够实现多种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配置。法治、德治、自治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社会规则，法律、道德、自治章程等规则的协调联动，能够适应基层社会治理不同领域、不同事物、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要，从而提高治理效能。（五）科技支撑优势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社会治理服务，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在科技的支撑和助力下，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随着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互联网技术的投入，浙江省率先提出了“互联网+社会治理”创新治理模式，使“枫桥经验”［18］“网上枫桥”的新模式。2018年浙江省推出了“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简称ODR平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作用更加凸显，围绕矛盾处理、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打造了一批台，在该平台上能够实现“诉调实时对接”，打破传统线下时间空间的局限，使矛盾纠纷处理［19］更加便捷高效，大大降低了诉讼案件的数量。衢州市在农村全面推广“村情通+全民网格”式治理模式，村民通过手机即可参与村务管理和开展政府民生审批服务事项，真正打通基［20］层治理的“最后一米”。如今，各地在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的实践中，以科技为支撑的社·31·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会治理方式日渐普及，各地推动互联网+模式，使基层社会治理与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相互融合，通过建立自助政务在线平台、创建“枫桥”微信公众号，将人脸识别等技术运用到酒店、社区等公共场所，加强地域性基础信息化建设，在使群众矛盾处理更加智能化的同时，也让基层治理更加人性化、公开化、民主化，并且通过大数据技术深入分析，及时预估社会矛盾风险。各级政府不断探索“枫桥经验”特色模式，紧跟时代潮流，创造性地运用科技手段，集合地方优势，加速地方基层治理创新发展，并且通过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展现出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强大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由于现代科技提供的强大支撑，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和丰富提供了可能，也使“枫桥经验”很多内在的活力被更好地激发出来，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技支撑优势主要体现在：科技手段的运用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急难险重”的治理难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助于更新社会治理的理念，科技方式的采用有助于建立更加完备的社会治理平台，科技的广泛运用能为社会治理赋能增效，等等。三、优势转化为效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治理优势对社会治理效能的优化随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如何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治理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课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依靠群众力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通过源头治理有效控制治理成本，利用“三治融合”多管齐下，依托科技力量不断提高治理能力，生动地说明了“枫桥经验”自身的治理优势可以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并进一步使社会治理效能得以优化。（一）群众路线优势对治理民主的优化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理念，凭借群众路线的优势，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项权利，锻炼人民群众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优化社会治理的民主性，从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首先，要注重为群众搭建参与民主治理的优质平台。践行“枫桥经验”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走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具体而言，应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居委会及村委会等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正式组织的载体作用，还应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慈善基金会以及各种社团、协会、联谊会、校友会、同乡会等非正式组织的载体作用，还可以发挥网络论坛、网上俱乐部、BBS、QQ群、微信群等网络载体的作用，为群众搭建各类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疏通参与渠道、维护社会资本，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种事务，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次，要注重保护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益。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积极探索群众自治的有效途径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在推广和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可以借鉴“恳谈会”“接访”“听证会”等较为成熟的方式积极收集居民、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民主决策的长效机制。同时，加强民主监督，健全监督组织、完善监督制度、构建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特别是对财务预决算、集体项目招标、各项收入支出、工程资金运行、各种税费、宅基地审批、债权债务、水电费收缴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要及时全面地公·32·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开，及时有效地反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使民主治理得以良性发展。再次，要注重民生建设中民主方式的运用和完善。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建设，各级政府也不断加大民生建设的投入。为了更好地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应该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救助、维权、污染防治等民生领域的问题，通过采取“电视问政”“网络问政”“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调配民生资源，解决民生问题。（二）党建引领的优势对治理决策的优化在基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要把党建引领的优势贯穿到基层社会治理决策的全过程中，实现治理决策的优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决策前，各级党组织可以利用协调各方的职能优势，从各类组织和不同群体中大量收集、汇聚有利于决策的各种信息，在各个层面广泛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协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基层党组织在践行“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应该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党建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征询群众意见、问政于民，特别是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通过APP、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渠道提高信息收集和沟通的效率，既保证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各项方针政策为群众广泛知悉，又充分了解基层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决策中，各级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统揽全局的优势，通过各个国家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引领它们在社会治理各方面的决策中贯彻党中央的正确主张，更好地解决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在践行“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应该利用“民主恳谈会”“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助力决策，加强党组织、政府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协商，由单向度的决策方式向协商民主决策转变，使社会治理各主体充分对话、沟通、协商，形成有效的协商和沟通机制，既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又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在决策后，各级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组织优势和宣传教育优势，调动各级各类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动员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建+”“党员亮身份”“红色引领”等有效方式，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充分说明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执行能力是很强的，这种执行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层党组织的执行能力。（三）源头治理的优势对治理成本的优化“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国传统的社会治理向来注重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也是我们党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优良传统。源头治理优势不仅继承了我国的优良传统，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它不仅可以有效防止各类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的发生，而且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极大地优化社会治理成本。首先，应注重对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的有效防范。社会治理要从源头上对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进行预防，当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爆发后再去治理，无疑会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有些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在爆发后基本没有挽回的余地。那种“救火式”的治理模·33·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式，不仅效果差，而且成本巨大。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应合理运用“四前”工作法、“四先四早”工作机制等类似方式，增强社会治理各类主体和公众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责任，从源头上有效消除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隐患。其次，应注重关口前移，资源下沉。源头治理要求更加重视社会治理的终端环节，更加重视基层，只有强基固本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源头治理，他指出：“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从源头上［21］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时，可以运用“网格化管理”等方式，采取“力量下沉”“资源下沉”“权力下沉”等措施，将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向基层转移，从而有效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再次，应注重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枫桥经验”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调解等方式的创新性运用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应该充分发挥基层各类调解组织和人员的积极性和专业特长，整合力量，通过创新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方式方法，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来有效化解基层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四）“三治融合”的优势对治理规则的优化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根据中央的有关要求和对社会治理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各种方式经过统合，可以归纳为法治、德治和自治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也蕴含着社会治理的不同资源，即法治、德治和自治资源。我国传统的社会治理十分注重道德教化，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德治资源。中国自古以来郡县制的治理架构决定了广大乡村社会实行乡绅自治模式，“皇权不下县”，形成底蕴深厚的自治资源和传统，德治和自治的结合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这种治理方式对“枫桥经验”的产生和推广有着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适应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法治设施、法治环境、法治思维被大量运用、嵌入、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领域，极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水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治理领域都适合单一的法治方式。成本低、亲和力强、程序简便的德治和自治方式在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更具生命力和有效性。如果法律规范、道德规范、自治规范和相关资源能够有效融合、协同发力，则法治、德治和自治这“三治”融合更有利于社会治理目标的达成，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三治融合”作为枫桥经验的优势之一，同样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在践行“枫桥经验”、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过程中，应该持续发挥“三治融合”优势，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规则。首先，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法治实施和法治监督等法治体系，使基层各项公共事务都能有法可依、有法能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不断进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但是，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方面还有一些法律短板（如土地流转、征收补偿等方面的制度），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与公民的民事权利保障密切相关的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都需要补短板、堵漏洞。同时，要健全社会立法实施的体制机制，加强法治监督，提高法治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使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内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更加清晰明确、保障到位。其次，通过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的积极·34·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作用，保障和规范基层群众自治的正常运行。基层社会自治不仅有赖于国家法律（硬法）发挥作用，还需要各种社会组织内部的社会规范（软法）发挥作用。只有硬法与软法相互补充、相互支撑，才能使基层社会实现有序、有效、有衡的自治。只有基层社会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自治，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次，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高公民道德素养，为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社会成员维持和巩固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文化等社会关系发展的精神纽带，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空间和环境，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过度介入可能还会影响社会发展应有的活力，良好的道德素养能够发挥直抵人心的威力，又不至于过分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通过有效的核心价值观认同、优秀文化的感染、道德教化，能够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注重发挥有威望、有德行、行善事的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的引领作用，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弘扬互助和志愿服务精神，形成互帮互助、扶贫济困、热心公益的优良社会风气。针对网络空间存在炫富摆阔、低俗恶搞、语言暴力、人肉搜索、恶意差评等不良现象，通过加强互联网伦理建设，用德治方式提高网民的整体道德素质，配合日益完善的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净化网络空间的社会治理环境。（五）科技支撑的优势对治理效率的优化面对社会治理领域海量的人员流、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面对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关系，新时代“枫桥经验”应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让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为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优化社会治理效率。首先，要高度重视现代技术工具和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运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信息的收集和统计、公共服务的信息公开、群众意愿的表达、个人身份的验证、权益的获得等社会治理各环节都离不开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科技工具的助力。应通过对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为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领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次，要高度重视现代管理方式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运用。随着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企业管理、行政管理领域创新出许多具体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要在社会治理领域充分借鉴和运用这些管理方式和方法，比如，广泛运用网格化管理、微治理等方式以及各种激励方法，使管理更具透明度、安全性、高效性、均衡性，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成效。结语源自基层党员和群众创新实践的“枫桥经验”，在基层探索创新与中央肯定鼓励的良性互动下不断发展，有效解决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大背景下，有效回应了人民的需求、党中央的要求、时代的变化，符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蕴含了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三治融合”、科技支撑等社会治理优势。这些优势的内涵将会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不断优化社会治理效能。这种社会治理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社会治理实践又提出新的问题和效能要·35·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求，这决定了“枫桥经验”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也需要理论工作者更加深入地对其进行不懈的调查研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这就更加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发现、总结发展着的“枫桥经验”所蕴含的优势，探索利用其优化社会治理效能的途径，使“枫桥经验”的根基更加深厚、枝叶更加繁茂，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的智慧和经验。参考文献：［1］刘磊.通过典型推动基层治理模式变迁——“枫桥经验”研究的视角转换［J］.法学家，2019（5）.［2］卜清平.“枫桥经验”何以长青？［J］.开放时代，2020（1）.［3］刘开君，卢芳霞.再组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枫桥经验”为分析案例［J］.治理研究，［4］周昕，向敏.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区小商贩治理［J］.长白学刊，2018（6）.［5］薛晓峰.让群众发挥社会治理主体作用［N］.学习时报，2014-08-11（011）.［6］孙培军.以群众参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N］.学习时报，2014-08-04（004）.［7］焦珍山，李海.积极探索乡村善治新路子［J］.群众，2020（1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65.［9］高丹.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J］.党政论坛，2020（9）.［10］王振昌.坚持党建引领探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J］.青海党的生活，2020（8）.［11］陈新垓.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N］.人民日报，2020-09-02（005）.［12］董帅兵.党的引领、区域优势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3］侯学华.枫桥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J］.人民法治，2019（4）.［14］王传宗.坚持源头治理，加快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N］.人民公安报，2019-11-24（001）.［15］汪世荣.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枫桥经验”实证研究［J］.法律适用，2018（17）.［16］中国法学会“枫桥经验”理论总结和经验提升课题组.“枫桥经验”的理论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78.［17］金所军.山西沁源“三治融合”创新乡村治理［J］.社会治理，2020（1）.［18］刘树枝.新时代“枫桥经验”基本内涵探究［J］.社会治理，2018（4）.［19］朱继萍，梁凯凡.“诉调对接”的“枫桥经验”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J］.人民法治，2019（4）.［20］浙江省衢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衢州样本［J］.社会治理，2020（5）.［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2.2019（5）.责任编辑：喻进芳（E-mail：yjf226@163.com）·36·
第38卷第2期2021年4月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Jiangh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Vol.38No.2Apr.2021ForgingaSwordinTenYears：TheHistoricalMaterialandLegalValueofTheChronologyof“ShaanxiSchoolofLawScholars”（byCHENJingliang）Abstract：The“ShaanxiSchoolofLaw”isaschoolofjurisprudencethatemergedinthetransitionalperiodofancientandmodernlawsinChina.Itsepochcharacteristicsincludethatthelawyershaverichjudicialexperienceandexcellentknowledgeoftraditionallegalscience.Theirrepresentativesaresteepedinculturalliteracywhoseexperienceandtheoriesareavaluableresourceoftraditionallegalculture.TheChronologyof“ShaanxiSchoolofLawScholars”isabookintheformofcollectivegenealogythatsolvestheproblemofinadequateresearchmaterialsforthestudyoflawscholarsintheShaanxiandHenanschools.ThebookpresentsthelegalscholarsinthelateQingDynastyintermsoflifeexperience，circumstances，contacts，character，andacademicarticles，whichshowstheprocessoftraditionaljurisprudencefromemergencetoextinction，aswellasthedifferentstandpointsofjuristsinthemajortransformationfromtraditionallawtomodernlaw.ThisisofgreatsignificancefortheunderstandingofmodernChina’slegaltransformation.InviewofthenearlyonehundredyearhistoryofChina’slaw，theexperienceandwisdomareindispensible.Keywords：ShaanxiSchooloflaw；JiTongjun；HenanSchooloflaw；ChenXingxun；TianWolinRightofAccesstoCaseFileinReviewofArrestProcedure：ComparisonandReference（byLIYueping）Abstract：InChina，thedefendantdoesnothavetherightofaccesstocasefilesduring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Theabsenceoftherightcompressestherightofdefense，hindersthelitigationreformof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andcausestheprosecutionanddefenseimbalanceintheplead-guilty-and-punishmentprocess.Inordertoprotecttheproceduralsubjectstatusofthedefendantinthereviewofarrest，improvethelegitimacyof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andensurethevoluntarinessduringtheplead-guilty-and-punishmentprocess，thecurrentinstitutionofaccesstocasefilesinChinashouldbeexpandedbasedonareferencetoforeignsystemsaboutaccesstocasefilesduringcustodyaswellasChina’sownlegislativeandjuridicalpractice；thepurposeistogivetheaccusedalimitedaccesstocasefileswhileincustody.Thisincludestherightofaccesstocasefilesduring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bythedefender（includingthedutycounsel）andtheaccusedwithoutadefender，thefieldofaccessbeinglimitedtoonlythemattersandevidencerelatedtothearrest，therightofaccesstocasefilesbeinglimitedtoanextentbasedontherequirementofspecialinterests，andtheestablishmentofon-siteandelectronicmeansofaccesstocasefiles.Endowingthedefendantalimitedaccesstocasefileswhileincustodyisbeneficialtoimplementingsuchlitigationconceptsasequalitybetweenprosecutionanddefenseandeffectivedefensein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itcanprotectthedefendant’srightofpersonallibertyandavoidillegalarrests.Keywords：therightofaccesstocasefile；reviewofarrest；equalitybetweenprosecutionandadvocacy；effectivedefense；voluntarinessTransformationof“FengqiaoExperience”intoSocialGovernanceEfficiencyinNewEra（byYANGPing，WANGXinman）Abstract：The“FengqiaoExperience”hasbeenformedsincethe1960sandcontinuestodevelop，withimportantpracticalandtheoreticalvaluesinthenewera.Itcontainssuchsocialgovernanceadvantagesasthe“massline”“PartyBuildingleadership”“sourcegovernance”“fusionofthethreegovernances”andtechnologysupport.Thesegovernanceadvantageshaveoptimizedthedemocracyofgovernance，thedecision-makingofgovernance，thecostofgovernance，therulesofgovernance，andgovernanceefficiency；theymanifestthetransformationofgovernanceadvantagesof“FengqiaoExperience”into·125·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governanceefficiency.Keywords：“FengqiaoExperience”inthenewera；socialgovernance；governanceadvantage；governanceefficiencyMarx’sCriticalTheoryof“SpaceProduction”（bySUNQuansheng）Abstract：Marx’scriticaltheoryof“spaceproduction”appearsinhiscriticismofcapitalistsocialspaceproductionphenomena.ItshowsthedeepeningofMarx’scriticaltheoryofsocialspacephenomenaandhispursuitofspacejustice.Marx’scriticismofthecapitalistsocialspacephenomenaleadsitslogicalstartingpoint；hisinterpretationofthecapitalistspaceproductionprocessrepresentsitsexpansiondimension；hispursuitofequalityandjusticehighlightsitsethicalappeal.ThesignificanceofstudyingMarx’scriticaltheoryof“spaceproduction”liesnotonlyinexplainingthetheoryofspaceprodu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ideologicalgenealogy，butalsoinimprovingpeople’sspaceconsciousnessandpromotingtherealizationofspacejustice.Keywords：Marx；spaceproduction；expansiondimension；ethicalappealExplorationofLocalAutonomy：PracticeofCitiesunderCountiesinJiangsuProvinceinEarlyRepublicofChina（byXUEMengyuan）Abstract：Attheendof1911，theProvisionalProvincialCouncilofJiangsupassedthebillofProvisionalCityandTownshipSystemofJiangsu.TheprovincialgovernmentcontinuedtheideaoflocalautonomyinthelateQingDynastyandsetupcitiesandtownshipstohandlelocalpublicwelfarematters.Intermsofspatialdistribution，thecentralregionoftheprovincehadmorecitiesunderthejurisdictionofcountiesthanthenorthernandsouthernregionsandthedistributionwasrelativelyscattered.Thetwodistributionfeaturesarecloselyrelatedtosuchfactorsasthestandardofsettingupacity，thebasisofautonomy，themodeofsettingupacity，andthedistributionpatternoftraditionaltowns.Influencedbythepoliticalchangesatthattime，Jiangsu’sprocessofpracticingthecity-under-countysystemintheearlyRepublicofChinawasverytortuous.InspiteofsomeshortcomingsinJiangsu’sworkofsettingupcitiesundercounties，itstillplayedapositiverolein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multi-centersincounties.Fromtheperspectiveofcitysystemdevelopment，Jiangsu’sworkofsettingupcitiesundercountiesisanimportantexplorationpriortotheformationofcitysystem.Keywords：theearlyRepublicofChina；cityandtownshipsystem；cityunderthejurisdictionofcounty；administrativepower；spatialdistributionResearchontheImpactofEarningsManagementtoGoodwillImpairment：EvidencefromListedCulturalIndustryCompanies（byYUEFeifei，LIYamin，CUILihua）Abstract：Listedculturalindustrycompaniesareoftenovervaluedduetotheir“asset-light”characteristics.High-premiummergershaveresultedinalargescaleofgoodwill，andtheinabilityoftheacquireetocompletetheValuationAdjustmentMechanismafterthemergerwillbeahiddendangerforhugegoodwillimpairmentinthefuture.Basedonthedataoflistedculturalindustrycompaniesfrom2014to2019，thispaperstudiestheimpactofearningsmanagementtogoodwillimpairment.Empiricalevidenceshowsthatthereisanegativecorrelationbetweenearningsmanagementandgoodwillimpairment：thehighertheupwardearningsmanagementlevel，thesmallerthescaleofgoodwillimpairment；thehigherthedownwardearningsmanagementlevel，thelargerthescaleofgoodwillimpairment.Comparedwithsmall-scalelistedcompaniesintheculturalindustry，large-scalecompanies’earningsmanagementlevelhasamoresignificantcorrelationwithgoodwillimpairment.Inaddition，in2018，expertsfromtheMinistryofFinanceproposedtochangethesubsequentmeasurementmethodofgoodwillfromtheimpairmenttestmethodtotheamortizationmethod.Thispolicyisexpectedtoenhancethedownwardearningsmanagementmotivationforthegoodwillimpairmentoflistedcompaniesintheculturalindustry.·126·
篇四：新时代社会治理及枫桥经验的内容包括什么
2021年2月总第224期第1期··社会学研究大庆社会科学DaQingSocialSciencesFeb.,2021SerialNo.224No.1“枫桥经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弘扬新时代马新欣（中共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党校，黑龙江杜蒙166200）［摘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受到党和国家要］“枫桥经验”为当时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枫桥经验”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形成了新的格局，达到了的高度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高度。进入新时代，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任务繁多，大力弘扬“枫桥经验”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仍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关键词］“枫桥经验”［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341（2021）01-0112-04一、“枫桥经验”的内容和特征（一）“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在运统一部署，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组织发动群众，对当时存在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进行评动中勇于实践、积极探索，创造了“坚持矛盾不上交、审、说理和监督改造，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对四类分子的全部脱帽，“枫桥经验”。1963年11月22日，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即是最初的毛泽[1]推广去做。”东主席亲笔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事实证明，“枫桥经验”对当时全国开。按照党中央的1.初创时期的“枫桥经验”20世纪60年代，为了更好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治安公约》，变化，枫桥镇将工作重心转向对违法犯罪分子的帮教改造，建立首次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同时创新了帮教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的有关制度，了以公社为单位的三级调解组织机制。政府主抓、了“四前工作法”和“四早四先”工作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依靠群众、源头预防、新态势。依法处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收稿日期］2020-08-07［作者简介］马新欣（1987-），女，黑龙江七台河人，助教，主要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研究。窑112窑“枫桥经验”。2.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1988年间，随着改革开放基层社会治理情况的新“枫桥经验”。1998—2010年间，坚持发展和稳定并重，创造3.21世纪初期的“枫桥经验”
位，是新形势下对“枫桥经验”的肯定和鼓励。诸暨市抓住这个契机，通过深入开展各个方面的形成了以建设和美幸工作，首次提出了“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理念，影响很大。福的现代化社会为目标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目前这种模式在全国普遍应用，（二）“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枫桥经验”从诞生到丰富，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出发，通过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出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符合现实生活实际、具有示范意义的基层社会治理良方。成为符合不同时期要求、反复尝试、反复论证得作者通过大量艰苦的实践得来的，是经过不断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践——的科学逻辑，因而才能成来的，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根据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丰富，不断站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前沿，通过不断地创新获得的。始终3.创新性特征。创新是事物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枫桥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2.实践性特征。“枫桥经验”不是人们“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基层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实事求是。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发展进步1.现实性特征。认识处理事物必须依据现实，“枫桥经验”。4.新形势下的2010年8月，中央将诸暨市列为全国社会治理创新综合试点单都是地推动着新理念的诞生、新方法的出台、新机制的应用，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枫桥经验”的基本途径二、新时代弘扬（一）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枫桥经验”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但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最早的依靠和发动群众改造“四类分子”到改革开放，直至近年来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有一点从未变过，就是始终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这条基本线从未变问题和矛盾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随时性的特点，而基层工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艰巨复杂，所以仅靠政府少数管理者的努力是很难完成的。因此，无论作又存在任务重、人员少的问题，政府都必须紧紧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在什么时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要想做得更好，众，和人民群众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小问题不解决，就会积累成大问琐碎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小事不解决就会出大事，2.“枫桥经验”的宗旨一直非常明确，始终以为人民谋取最大利益为目标。百姓的每一件也是新时代推进1.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治理国家是由我国的制度性质决定的，做到切实关注民情，切题。因此，新时代弘扬“枫桥经验”仍然要紧紧抓住人民利益这个根本，得到实改善民生，决不出“花拳绣腿”。由此，“枫桥经验”才能具有足够的韧性和足够的张力，不断的丰富、弘扬。（二）坚持统筹发展，与时俱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基层1.“枫桥经验”最终形成的窑113窑
这完全符合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社会治理新理念，其核心要义就是统筹发展。求，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共识。新时代在不断精简职能的大背景下，政府只有更广泛、更深入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让社会各界都积极而又有序地参与到基层使之相互促进，最终实现社会社会治理中，同时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到全局的发展部署中，的全面进步。理必须适应社会发展中问题和矛盾的不断变化，无论是在问题和矛盾的认识上，还是在解决新的问题和矛盾又会出现，基层社会治2.社会发展不断加快，旧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了，在新时代仍然问题和矛盾的方法上，都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但要让“枫桥经验”工作方法等方面有创新，从而能为不断发展变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有活力，还要在理论成果、所应用，作出新的贡献。三、新时代弘扬“枫桥经验”的对策和措施（一）大力加强自治、德治、法治建设紧密依靠当地群众进行自我治理。例如，通过村规民约进行自理必须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治，其实是谋求乡村自治的古老传统，在新时代更要重视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2018年12月，民政部等七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2]见，要求到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出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各1.加强自治建设。自治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自我治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基层社会治地基层要认真贯彻落实，使其在新时代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家风建设就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注重家教、注重家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风建设、注重家庭建设、[3]家风的重视，风。”可以通过举办家训评比赛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拾百姓对家训、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良好的2.加强德治建设。德治是靠道德的力量来教化和约束人，再如，针对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做好人好事反被形成全社会各家庭争建良好家风的积极氛围。加大对好人诬赖，导致大家遇见困难不敢帮忙的消极现象，政府应制定更详细的管理细则，见义勇为的信心。要通过开展各种切实有好事的奖励和宣传力度，重拾人们对做好人好事、效的活动促进人们争当道德模范的积极性。德治的基础是法治，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健全法治作保障。法治3.加强法治建设。自治、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切实推动法律服务下沉，为基层自治就是要引导民众自觉守法、提供法律保障。乡村社区的网格员是社会矛盾纠纷的早期发现者，选择网格员担任法院的兼增强网格员参与基层矛盾纠纷调处的能力。要职调解员，通过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共同参与矛盾调解和司法结果确认，从而减少基层社会治采取法官与网格员结对子的方式，理中的各类纠纷。（二）大力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和社会组织建设窑114窑“枫桥经验”的政治优势是把党的领导始终贯穿于基层社1.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会治理全过程。要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目前，基层党组织面临一些实际而是问题，例如，有些党员事业心、责任心不强，不太关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和工作，组织、作风等多个方面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忙于个人事务。这就需要在思想、育工作，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目前存在着人员少、任务重、素质不高、待遇偏低、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需适当增加基层工作加强三项工作：一是切实增加基层社区、村委财政投入，保证其活动场所，通过采取更多更有效的具体措施鼓励更人员待遇；二是切实在吸引和留住人才上加大力度，多年轻有志之士投入到基层社会治理的艰苦工作中；三是适当增加有关职能单位的社会工作者进驻社区，增强社区、村镇工作人员力量。动员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全国登记社会组织约为88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约为6.3个。而发达国发展中国家一般10个左右，所以我国的社会组织在家的社会组织数量是每万人50个左右，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新时代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需要政府为社会组在业务扶持上，针对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中缺乏专业性社织提供有利于其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会组织的问题，可通过指导和培训进行培育孵化。在资金扶持上，可为社会组织提供一定金应不断建立完额的公益创投基金。在技术服务上，可帮助建立公益资源网络。在人才建设上，使更多的专业人才积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善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各类激励制度，如，上海市出台了一整套社工保障体系可供参考：他们将社工设置为三岗十八级，分为工作社工已经人员、主管、负责人三个岗位；一至十八个级别，级别越高工资越高，而且逐年升高，成为大家羡慕的职业，呈现出高学历、年轻化的趋势。购买等方式，利用全现代高科技作用，主要是网络的使用。政府可以帮助基层组织通过学习、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例如，在国其他地方已经成功开发应用的科技手段，应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应用到对违法犯罪、危险事态基层社区治安防控这个重要方面，使老百姓出入放心，生活安心。的预警预防上，〔参考文献〕[2]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全国妇联.关于做好村规民约中国农村治理样板[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赵义.枫桥经验：2008:21.2.全面加强政府基层组织建设。政府基层组织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仅靠政府远远不够，必须3.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基层社会治理要取得更大进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4.充分发挥现代高科技作用。在高科技现代化条件下，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Z].民发〔2018〕144号.2015-02-17.[3]习近平.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新华网，张〔责任编辑：俊〕窑115窑
篇五：新时代社会治理及枫桥经验的内容包括什么
深化“枫桥经验”实践，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枫桥经验”是指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枫桥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先进经验。这种经验的核心理念是通过政府、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协作，建立了一种多方参与、民主运作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中国国情，也适应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革。今天，越来越多的地方把“枫桥经验”作为参考，以此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以下是一些关于如何深化“枫桥经验”实践的思考。
一、加大政府投入
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组织者。在“枫桥经验”中，政府起到了引领和协调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投入，提升基层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政府还应该提高机构和人员的水平，培训基层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政府应该加强与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的联系，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及时反馈社情民意和热点问题。
二、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宝贵资源。社会组织不仅可以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而且还可以成为政府与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政府应该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鼓励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政府还应该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促进社会组织的研究和创新，促进更多的社会组织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三、推进社会化管理
社会化管理是“枫桥经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社会化管理是利用社会运作的机制和方式实现治理目标，包括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和促进法治建设等。政府应加大对社会化管理的支持力度，并且加强监管和评估机制。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培育社会化管理的新模式和新机制，探索一种更好的治理路径。
四、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基层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社会公德和道德规范的宣传，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建立和谐的治安环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要前提，因此要加强公安、卫生、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力度，提高基层治理的安全稳定水平。
总之，基层社会治理是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通过深化“枫桥经验”实践，我们将更好地实现治理模式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打造更为良好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篇六：新时代社会治理及枫桥经验的内容包括什么
公关探索理论版“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运用思考文/宋薇（四川警察学院治安系..四川泸州..646000）摘要：在新时代发展下，枫桥经验作为平安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就要发挥出其作用，针对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做好创新工作，借鉴成功经验，提升社会治理统筹力度，提升社会治理的风险免疫能力。基于此本文针对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进行了简要阐述，仅供参考。关键词：枫桥经验社会治理思考前言社会治理中通过以枫桥经验作为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加强二者联系的基础上做好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一系列实施，加快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做出贡献。一、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其实就是依靠群众力量，在发动群众基础上借助综合管理的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将矛盾与纠纷消除在萌芽阶段，确保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发展。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就要从当前发展形式出发，在加强各方联系的基础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营造出法治保障体系，实现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二、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一）价值与功能上的一致从枫桥经验的实质上来讲，其实就是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如同稳压器一般。在社会治理的总体设计思路中，主要是从以防范化解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将市域主演变成为社会矛盾的重点。在现阶段发展中，受到农村城镇化、区域一体化等新型空间出现的影响，使得新的问题与挑战也在不断出现。通过对治理资源、空间以及治理能力等进行分析，在及时化解风险与矛盾等的基础上提升社会稳定性。可以说社会治理与枫桥经验都是从化解风险来说的，通过加强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合作，从而打造出效果理想的发展格局。（二）方法与方式上的相通由于枫桥经验主要是从乡土与熟人社会上来提出的，所以在实际中不仅强调了司法的兜底作用，同时借助说理、调解、帮教等方柔性化方法，从而提高治理效果。社会作为具备熟人与陌生人、网络人于一体化的混合型社会，所治理的对象有着极为广泛的特点，不仅包含了社会各个层级，同时也涉及到了线上线下等方面。所以说社会治理在价值理念、利益结构等方面复杂程度较高，但是所采取的治理方法如同枫桥经验一般灵活，从而避免了统一的问题。所以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就要从协商、习俗等方面出发，以法治方式综合化解矛盾，提升社会行为的规范性。同时还要展现大数据优势，利用人工智能等确保决策与部署等方面的科学性，保证风险防控的准确性，提高对犯罪的打击力度等。通过对不同的治理方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枫桥经验内容。（三）成效与作用上的相互借鉴由于社会中存在人口多、地域广与各层级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所以也就需要确保社会治理的统筹性、综合性。枫桥经验作为当前治理中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基础与素材，确保了治理工作的全面性。由于社会治理复杂程度较高，不仅需要对治理任务进行对接，同时也要及时为治理提供统筹支持，确保资源、服务等方面的优质化，实现以点带面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发展格局。如借助立法资源能够对枫桥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提炼，确保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并向着制度化、法制化与规范化等方向不断发展。三、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风险预测不足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作为一项全新的发展内容，尚处于谋划布局的阶段，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等方面上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受到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影响，城乡发展差距不断增加，社会结构表现出了失衡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共安全事故不断增加。究其原因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发展中所产生的风险。虽然在过去一经提出了风险理论，但是在实际中却表现出了认知与行动缓慢等问题。第一，认知不足。由于风险有着突发性、复杂性等特点，所以很容易出现意识不到来临，或是认为风险来去匆匆并不需要过多的关注。第二，行动上的低效性。由于风险不是孤立存在的，有着跨区域性、跨层级性等特点，所以需要做好通力合作，加大治理力度。但是在实际中因受到条块分割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不同区域中相关部门错位、越位等现象不断出现，影响到了原生风险防治效果，甚至还会引发次生风险。（二）基层治理基础并不理想基层一直是问题比较复杂的区域，同时也是社会治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社会快速发展下，所表现出的不稳定问题主要包含：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在新时代发18理论版展下，医疗、养老等需求有了明显变化，而这种诉求直接影响到了自上而下的维权。甚至表现出了公共服务产品数量、质量等难以满足群众需求等现象。第二，治理整体性与可持续性不足。在发展中矛盾风险不断出现，而传统治理方法已经难以满足群众的需求。第三，腐败问公关探索在解决群众需求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还要从根源入手，尽可能减少非理性情绪的出现，做好舆论导控工作。如可以建立出多元化的协商机制体制等，鼓励群众通过合理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展现社会组织专业优势，提升治理工作的优势。所以说只有制定出有效的预防制度体系，题。腐败不仅影响到了惠民政策的落实，同时也对群众才能实现从源头上减少不利影响的影响。第三，积极应对的切身利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造成群众不满情绪不断
风险挑战。在社会治理中不仅要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同时出现。也要主动进行应对与化解。因现代化风险有着一定的破坏四、枫桥经验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措施性与不确定性，所以在发展中需要制定出完善的动态跟踪（一）提升社会治理统筹力度明体系，及时对风险进行全面跟踪与处理，在做好决策的枫桥经验作为具有时代性、建构性较强的典型代表之基础上解决风险。一，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可以说在新（三）做好五治融合工作时代发展下，将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进行融合，能够最大随着新时代的不断发展，枫桥经验也从原有的层面进限度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所以在发展中需要坚持从党行了升级。所以在发展中需要坚持从善治、法治、德治、建统领出发，提升对社会治理的统筹认知。当枫桥经验的自治、智治五个方面出发，形成社会治理新模式，为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后，在不同地区中内容、形式等也随之发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支持。第一，在善治中需要从打造人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在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从党建统领出民满意的服务性政府出发，做好社会管理与活动研究。想发，发挥带头作用，在新时代将党的基层组织看作是社会要促进社会治理发展，就要从做好建设工作入手，在强化治理中的主心骨。通过实践可以看出，在枫桥经验发展相服务理念的同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第二，借助法对较好的区域中，都是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融合治理较高治实现根本上的巩固。通过以问题为基础，在运用法治思的区域。所以在社会治理发展中就要从强化统领优势出发，维的同时解决治理中的问题，展现地方立法优势。第三，在做好权责人关系深入融合的基础上做好资源统筹调度工借助德治树立起全新的社会治理风尚。道德所产生的影响作，明确当前经济社会运行情况，确保协调的合理性与全是极为广泛的，所以在枫桥经验的使用下，就要从积极弘面性，在整合内容的基础上做好研究，营造出完善的社会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出发，在展现红色革命精神影响力的治理体系。基础上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提升内在道德与思想。第（二）提升社会治理风险免疫效果四，借助自治提升活跃性，确保社会治理的生动发展。所由于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处于整合-分化-整以在现阶段发展中就要借助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激发合的矛盾中，所以在不同时期中就要做好枫桥经验的使用市民参与积极性，最大限度降低纷争成本，为居民自治良工作，在正确掌握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变迁具体情况的基性互动提供支持。第五，运用智治提升社会治理效果，为础上创新体制机制，使用适合的方法，及时调节存在的问治理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所以在发展中需要主动借助网题，真正实现就地解决目标，确保国家总体秩序的稳定发络、大护具等优势，打造出一体化数据信息平台，及时公展。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发展的阶段，风险也在不断出现，布相关信息，在实现互联互通技术长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优所以在使用枫桥经验过程中就要做好全面研究工作。第一，势，感知民生发展态势，实现对民众提供精细化服务的目真正理解风险的实质问题。现代化建设中就要从人的现代标。同时还要制定出有效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为多元良化研究出发，避免出现超出整体把控与应对能力，而是要性北京正发展提供支持。所以说只有做好五治研究与完善坚持从以人为中心出发，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当风工作，才能确保社会治理工作的及时开展，满足发展要求，险出现时，社会活动需要服从于人的生存权与健康权，其解决存在的问题。次，要正确认识到即便风险没有爆发，也始终需要从人的结语自由全面发展来进行。人的素质能力是不断提升的，所以综上所述，在枫桥经验的使用下为社会治理工作开展就要避免主动招惹风险。第二，完善预测预警预防体系。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方向。所以在发展中要从当前具体情况在现代化发展中，危险与潜在威胁的出现使得社会治理进出发，在保证社会治理工作及时开展的基础上及时消除矛入到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所以就要从未雨绸缪出发，确保盾与风险，加强各层级之间的协调与统筹力度，为国家治风险决策的科学性。在枫桥经验中通过从实际需求出发，理提供支持。参考文献：[1]郭星华..任建通..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5,(01):78-79.[2]汪世荣..“枫桥经验”视野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供给研究[J]..中国法学,.2018,.(06):21-22.[3]李丽娜..“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01):13-16.189
篇七：新时代社会治理及枫桥经验的内容包括什么
篇八：新时代社会治理及枫桥经验的内容包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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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丽蓉
来源：《法制与社会》2020年第25期
关键词
“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
矛盾纠纷化解
作者简介：尹丽蓉，石河子市党委党校。
中图分类号：D67;;;;;;;;;;;;;;;;;;;;;;;;;;;;;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9.04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绍兴市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1]多年来，“枫桥经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治安延伸至社会治理，逐渐创新发展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其内容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完整意义上的群众路线是“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二者相结合，“一切为了群众”是根本出发点，“一切依靠群众”是基本方法，只强调“为了群众”，而不“依靠群众”，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群众路线，容易出现“政府干着、群众看着，政府很努力、群众不买账”的问题。
“枫桥经验”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枫桥经验”在强调和坚持“为了群众”的同时又“依靠群众”。打造共治共建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焕发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和自觉，发挥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自治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的同时，重新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创新基层善治路径的经验
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是半个世纪以来“枫桥经验”得以不断传承的精髓。“枫桥经验”是在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创造的，产生之初主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结合民间自治传统来解决基层矛盾纠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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