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工作心得：基层检察院如何推进依法行政与社会治理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基层检察院，应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找准推进依法行政与社会治理的切入点着力点。这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检察事业跨越发展的责任所在。为此，区检察院结合实情和岗位实际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一、深刻认识依法行政与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
（一）推进依法行政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国的法律，约有80%由行政机关来实施，约20%由司法机关实施。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关键在于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各级行政机关代表党和政府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能否依法行政不仅关系到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彰显，而且关系到党委和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和维护。近年来，我院辖区内曾发生的一些责任安全事故等，往往与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执法不严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会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广度和深度都进行了拓展，可以说这是检察机关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法律监督有力，依法行政才能够
有保障，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将会大有可为。
（二）推进社会治理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系统工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特别是我市和我区经济总量不大，自身财力薄弱，收支矛盾突出，社会保障压力大，统筹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任务艰巨，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服务质量不够高，缺位越位的现象仍然存在等情况，决定了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对于全面推进平安建设，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显得尤其重要。近年来，我们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增强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提高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二、切实担当起检察机关必须担当的重要责任
（一）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清除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毒瘤。各类职务犯罪，是党政机关公职人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是依法行政的绊脚石，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大毒瘤。检察机关落实和履行查办和预防各种职务犯罪责任，必须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和“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原则，做好各项工作。一方面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有腐必反，有案必查；坚持文明公正规范执法；健全案件受理、分流、查办、信息反馈制
度；另一方面，按照高检院部署要求，构建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大格局。继续开展检察工作进机关、学校、企事业、社区和乡村的“五进”活动，宣传法律知识，搞好法律咨询；完善重点单位联系制度，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以良好的检察工作成效净化行政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加强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积极促进依法行政。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仅要严肃查处和预防行政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清除依法行政的畔脚石。更重要的是要促使政府行为严格走上法治化运行轨道。近年来，我院在涉农惠农、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系统和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专项行动，并探索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平台”，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和今后，我院将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继续深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平台”建设，推动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健全实名制信息快速查询协作执法机制，推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积极探索和建立对涉及公民人生、财产权益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建立完善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纠正制度，探索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对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起公益诉讼，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力度。
（三）把检察工作触角向基层一线延伸，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积极探索完善检察机关派驻乡镇检察室和基层工作联系点,及时发现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类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定期对办案情况进行分析,对社
会治安态势进行研判,形成各类专项整治信息和调研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针对执法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漏洞,积极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整章建制,堵塞漏洞，强化跟踪落实,对检察建议对象进行约谈,确保相关问题得到整改。以综合治理工作的理念统领各专项整治工作,提高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扫黄打非等各类专项整治活动的成效，深入研究影响社会治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我院乡镇检察室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多次被省市检察院肯定和推广，被中央媒体报道。
三、大力提升检察队伍职业素养和正规化专业化水平
（一）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检察机关在推进依法行政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培养和造就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检察队伍。强化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干警增强政治定力，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上。巩固扩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筑牢队伍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基础，创新思想政治建设方式，把思想教育与检察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近年来，我院提炼和确定了“明德、崇法、创新、卓越”的检察院训和“公正严明、刚毅慎行、务实求新、和谐奋进”的检察精神，提升了干警队伍的政治责任感和文化品位。
（二）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以致用，提升依法推进与治理能力。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
和重大任务，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武装头脑。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执法如山的守法精神，培育维护正义的护法品格，使每个干警都从思想上认识到法律是高压线，也是安全阀，自觉崇尚法律、敬畏法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检察工作。近年来，我院坚持以检察文化建设为抓手，加强“书香型、学习型”检察院建设，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坚持走人才强检之路，培养知识型、智慧型、专业型检察人才，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效果逐渐显现。去年以来，先后有4个集体、26名个人受到市级以上表彰。我院还被市委确定为“学习型机关示范单位”。
（三）规范司法行为树立良好形象，切实把法律监督落实到基层。我院紧紧抓住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强化纪律作风建设，切实改变工作懒散、纪律涣散、办事拖沓等不良风气，促成优良司法作风的养成。突出培育“五观”，一是培育干警的法治大局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服从服务于法治建设的总体部署。二是培育干警的法律治理观。坚持职权法定，恪守检察权的边界。三是培育干警的人权保障观。四是培育干警的廉洁自律观。不为私心所扰、不为人情所困。五是培育干警的接受监督观。形成自觉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的良好氛围。
篇二：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ＤＯＩ：１０．１６６１４／ｊ．ｇｚｎｕｊ．ｓｋｂ．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４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分析———以检察建议为视角王文惠１，袁
江２（１．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２．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８１）摘
要：检察权具有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治理责任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在承担“法律监督”宪法职能的同时，还需参与相应的社会治理。制发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至今的９０余年里，检察机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侧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存在一些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包括检察建议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具体明确的建议内容，检察建议随意制发、内容出现明显瑕疵，检察建议在一些地方被“群发”“滥发”，检察建议缺乏说理性、合法性论证笼统，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审核把关不严，等等。解决检察建议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从更新理念、跟进追踪、强化指导、压实责任等方面着手。关键词：检察机关；检察权；检察建议；社会治理；法律监督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３Ｘ（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４２－０８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ｆ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１２ＷＡＮＧＷｅｎｈｕｉ，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２５，Ｃｈｉｎａ；２．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ｉｌ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ｓ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ｈａｓｔｈｅｄｕ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ｉｓｓｕｉｎｇ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ｔｈｆｏｒ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ｓ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ｆｏｃｕｓｏｆ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ｆｏ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９０ｙｅａｒ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ｌｓｏｓ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治理”作为关键性概念，被直接提及２０余次，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一千字左［１］右的篇幅，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强调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方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由此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创新实践。作为我国宪法设定的法律监督专门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内在要求。制发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切入点。本文旨在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路径（制发检察建议）、当前检察建议制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原因、对策等进行简要分析。
一、参与社会治理：检察权的内在逻辑参与社会治理，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内在要求：首先，现代宪法的基本内容和核心功能是创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①。现代宪法内容的“三项事件”之一，是“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而“所谓国家的主要机关”，就［２］是“最高行政、立法、司法各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关于检察机关的规定在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这就说明：我国检察机关的本质特性是国家的政权机关。新中国“建立的检察机关，是不同于只具有公诉等司法监督职能的旧中国式的或革命根据地的检察机关，而是一种新型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这种机关，无论从其性质和地位的重要性还是职权的［３］８０广泛性来说，都是一般司法监督机关所不可比拟的。”作为国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检察权以实现国家基本职能为目标和基本方向，它在承担具体的国家政治统治职能“法律监督”的同４］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治理责任，检察权具有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社会治理责任的双重属性［。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独创的一个宪其次，“法律监督”是现行宪法对于检察机关的定性。同时，②法术语，“法律监督”本身又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广义监督。关于这一点，笔者从以下三点加以简要说明：一是仅仅从语义上看，监督的基础含义即是“察看并加以管理”；二是我国现行《宪法》在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时候是单独成条的，并没有对于“法律监督”进行阐释和范围界定③；三是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也表明，新时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广义监督。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大会１９９０年《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１１条“根据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和“其他职权”的表５］述，检察职权的边界也无限定，而是依据本国宪法法律的规定［。另外，新中国检察制度建立之初，曾汲取国外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建设的经验。而“苏联检察制度与先于它而存在的西方检察制度相比，”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苏联检察机关”“有一项更加重要的权能，即一般监督［３］１４权”。我国的检察机关首先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机关，肩负着“担当起落实党中央重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刘少奇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①１出：“宪法的基本任务，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９５４年宪法并没有关于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１日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②新中国第一部宪法１法》也没有关于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法律监督”正式进入宪法性文件始于１９７９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追诉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维护个人和组织的③《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的规定本身，同样说明“法律监督”是广义监督。
王文惠，袁
江：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分析①大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在社会治理成为执政新理念的时代背景下，参与社会治理，自然是其作为国家机关的应有之义。再次，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检察权自然带有政治色彩，检察机关本质上是政治机关。早在１７０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精辟地论述到，国家不过是“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６］我国检察权作为宪法设定的一项政治权力，自然也必然带着阶级性，体现着阶级利益，具有式。”相应的政治功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央和地方各级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本质上都是政治机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检察权的运行固然要遵循司法规律，检察工作的展开固然有其独立的行为标准与活动原则，但检察机关本身属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政治属性”。因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在各个时期的工作中，始终把为党和３］８１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作为方向”，一直是检察机关自产生以来几十年运行的基本特征［。总之，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既诠释了检察权作为国家政治权力有机组成部分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是站在历史新高度上、执政党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政治要求与战略部署。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制发检察建议检察机关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综观检察机关几十年来的职能发挥，可见提出检察建议是其重要的切入点。关于这一点，且不论土地革命时期的检察建议，即已包含了社会治理的意蕴②。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也可得到有力的说明。（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社会治理类型检察建议即已开始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１９５４年《宪法》第８１条及１９５４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８条对检察职权的规定，检察建议即在检察实务中运用起来。例如，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０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斌在全国省、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一九五七年检察工作的情况和一九五八年检察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就指出，检察机关“对于还没有达到触犯刑法程度，但应当给予适当处理的案件，应当分别［７］２９６建议有关部门适当处理，不要只单纯地作出不批准逮捕和不起诉的决定”。１９５８年２月６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当前工作给各级检察院的指示》中，在“继续依法惩办劳改人犯中抗拒改造、重新犯罪的分子”部分，也指示各级检察机关必须依靠和配合劳改部门，继续进行深入检查，对于应该加刑惩办的分子，及时起诉加刑，已经结束这一工作的，也要复查一下有无遗漏？“并建议［７］３０４实务中，如宁夏惠农县检察和督促劳改部门健全必要的狱政管教制度，加强经常的改造工作。”院于１９５６年３月发现乡村干部利用职权乱捕乱押公民的情况，即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了检察建议８］书［；广东省阳春县人民检察院就该县人民委员会不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召开有关会议的问题，于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０日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建议书，要求加以纠正和改进，等等。这些事例及史料说明，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社会治理类型检察建议即已开始使用，只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缺乏对这些０１６年１月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对检察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详见《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①２月８日０１版）。９３１年《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第二章的规定，工农检察部创造性地设置的一项检察职能即是“检察建议”。细观苏维埃②根据１工农检察部的检察建议，可见其具体包括对人和对事两方面。如果用今天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概念去检视／衡量彼时的检察建议尤其是“对事方面的检察建议”，可见苏维埃工农检察部的检察建议即已包含了社会治理的意蕴。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检察建议的相关归纳梳理和理论界定而已。（二）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检察建议曾发挥重要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治安问题一度凸显。中共中央于１９８１年提出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检察建议①［３］５７５。１９８２年，黄火青检察长在其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就是综合治理的形式和手段之一”报告》中，首次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的工作报告之中提到检察建议，其关于“各级检察机关还通过办案，对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及时提出建议”的报告本身即表明彼时检察建议的社会治理功能。同时，因为检察建议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背景下的广泛运用，１９８３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就检察建议书的基本格式进行了规定。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陈丕显在全国政法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检察院、法院要通过办案发现有关单位在工作上、制度上的问题，积极提出司法建议，推动整改，健全制度，堵塞漏洞。”由此可见，包括检察建议在内的司法建议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被广泛使用，其社会治理功效明显，得到了中央层面肯定和认可。０１４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三）进入新时代，检察建议在检察职能发挥中地位凸显。２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就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时指出，这项改革要“从建立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入手”，检［９］察建议自此成为新时代的“顶层话语”。依据２０１７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的规定，“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成为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必经程序。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用以规范和统一指导检察建议工作。与此相对应，检察建议在检察机关的职能发挥之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社会治理的广阔天地间呈现出越来越２０１８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防治校园性侵问题率先向教育部发出“一号独特和显著的地位。例如，检察建议”。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又相继向有关国家机关发出了二、三、四、五、六号等检察建议。其中，“四号检察建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窨井盖吃人”现象、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六号检察建议”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的旨在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的检察建议。综合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从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这三年之间发出的六个检察建议，可见其中的一号、四号和六号检察建议属于典型的社会治理类型，占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发出的六个检察建议的５０％。一号、四号和六号检察建议的指向及其占比，充分说明了当下检察建议切入社会生活的广度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权重。（四）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中，检察建议是反映检察工作业绩的重要“展台”。目前，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能公开检索到的是１９８０—２０２１年间共４１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②作报告》。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４１个工作报告之中，完全没有“报告”检察建议工作情况的共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底初的城市治安整顿。１９７８年国家召开了第三次①中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全国治安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形成了会议纪要，首次提出要在党委领带下，把各部门和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统筹应对治安问题。１９８２年１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务使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在一九八二年内有个明显的好转”，这是党的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综合治理”（李坤轩著：《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Ｍ］，中政大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９页）。９５４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但是直到在１９５７年６月至７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②虽然１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才首次报告工作。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已有“对于坦白自首但罪恶严重仍需判刑的，也在起诉时建议法院从宽判刑”的“报告”。换言之，在１９５４年宪法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之后，最高检在向全国人大所作的首个工作报告之中，已有关于检察建议的“报告”。
王文惠，袁
江：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分析有四个，分别是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９年的工作报告。在其余３７个有“检察建议”的工作报告之中，具体说明检察建议使用情况１０次以上的分别是２０１６年的工作报告（共提及检察建议１１次）、２０１９年的工作报告（共提及检察建议２０次）、２０２０年的工作报告（共提及检察建议１０次）０２１年的工作报告（共提及１９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和２大局服务”成为２０２０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主题。２０２１年工作报告更是以“积极融入国家治理，以检察保障助推长治久安”为第一部分主题。０１０年７月２９（五）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检察建议被广泛提及、推广。２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同年１２月３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在第一个指导性案例“施某某等１７人聚众斗殴案”（检例第１号）中，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检察机关即“建议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做好矛盾化解工作，促成双方和解”。“检例第１号”等指导性案例中的检察建议，既说明最高检察机关对于检察建议的推广使用“导向”，同时也成为检察建议在社会治理中表现卓越和广泛运用的有力佐证。
三、社会治理视野下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存在的主要问题检察建议在成为社会治理“主力军”的同时，目前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检察建议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具体明确的建议内容。例如，某林区检察分院２０２０年共提出７件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但内容集中在“加强内部管理”“整章建制”“落实责任制度”等方面。无独有偶，某检察分院针对市公安局在娱乐场所管理、监督等方面问题，提出的检察建议内容也只是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加强禁毒宣传；某县检察院针对某村委会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送的检察建议，同样是“在日常执法工作中应加大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执法力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通过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切实保护绿水青山”。Ｇ省某县检察院发出的〔２０２０〕１４、１６号检察建议内容为“建议贵局加强对相关行业的监管，及时整顿”；某市检察院２０２０〕Ｚ１６号检察建议问题部分仅表述为“你校在安全教育及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疏漏”，再无其他〔具体内容；Ｈ省某县检察院针对县卫生局监管诊所不力制发的检察建议，也仅提出“依法办事”的要求，等等。（二）检察建议随意制发、内容出现明显瑕疵。例如，某县检察院向生态环境部门制发的检察建议内容复制此前发给某镇人民政府的检察建议书，导致发给生态环境部门的建议内容阐述的是某镇人民政府；福建某区检察院制发的〔２０１９〕３号检察建议书，本应发给负责追回流失国家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的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却错误发给区农业农村局；北京某区检察院发给区法院的检察建议中，将执行案号中的“京”误写为“经”，严重影响了检察建议的严肃性；某县检察院针对校车超员类危险驾驶行为分别向县教育局、某镇政府提出检察建议，但是两份检察建议书除被建议单位名称各异外，建议内容完全一致，等等。（三）检察建议在一些地方被“群发”“滥发”。例如，２０２０年某县检察院以１４０人欠缴水资源费、县水资源局未依法履行职责为由，向该局制发了１４０份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书；某市检察院就５７家公司未依法依规足额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用的事实，以怠于履行职责为由，向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５７份检察建议书；某区检察院针对某工业园区内１０家企业非法占用土地的问题，一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日内向区自然资源局制发内容相同的１０份检察建议；某区检察院向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了５３份检察建议书，内容均为该局怠于履职致使个体工商户违规占道经营；某区检察院针对耕地占用税问题，向国家税务局某区分局发出３５份检察建议书；某区检察院在９天内向区环境保护Ｈ省某区检察院针对交警支队办理的１２件行局发送了关于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的７份检察建议书；政处罚个案存在的超期结案、处罚决定书未依法送达被处罚人等共性问题，两个月内向该交警支队发出１２份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某县检察院针对森林防火问题，也向１２个乡镇发出内容基本相同的检察建议；某区检察院针对５个不同的加油站内张贴支付二维码、加油人员扫码支付时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向区应急管理局制发５份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等。２０１９〕２号检察建议书，建议（四）检察建议缺乏说理性、合法性论证笼统。例如，某区检察院〔内容仅简单表述为“希望你局在往后工作中，严格执法，最大限度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某县检察院为杜绝社会闲散人员带货车绕行治超检测站带来的安全隐患、向公路管理分局发出〔２０１９〕１０号检察建议书，但由于该检察建议书没有引用被建议单位具有上述职责的相关法律依据，导致被建议单位回复指出“贵院检察建议书中部分建议超出了我单位的管理职权”。（五）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审核把关不严。一些社会治理类型检察建议发出之前审核把关不严，未依据法律法规对被建议单位职责进行了解。一些负责法律政策研究的部门在审查时不提问题，只提赞成意见，作出的审核结论多是“综上，……建议贵单位高度重视，加以研究分析，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加大对……工作力度”，等等，严重影响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质量。检察建议制发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其原因。例如，部分检察机关／人员对检察建议的认识没有与时俱进，认为“办理诉讼案件才是硬任务，制发检察建议是软任务，是副产品”“发检察建议是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后检察机关找存在感”，等等。依照《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１１条的规定，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社会治理工作方面存在问题、而“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建议。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涉及社会生活面广，不仅专业性强，而且政治要求高、社会影响力大。也因如此，类似以上这些问题或瑕疵检察建议的存在和出现，对于社会治理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来说，其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可以说，问题检察建议制发得越多，所起的社会治理良性作用可能越小：这就正如面对一个病人，医生如果不能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则所开的药越多病人服得越多，对于病情越没有疗效，可能还会引起副作用。
四、社会治理视野下促进检察建议合理制发的几点建议检察建议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具特色的检察工作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至今的９０余年里，它以“柔性的姿态”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的检察权能，诠释着中国特色“法律监督”的基本内涵，在检察机关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侧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然，在收获不少赞誉的同时其也招致褒贬不一的评论。立足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完善检察建议，需要明确以下几个认识问题：首先，检察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权。作为国家宪制职能的“法律监督”，不但在内涵上属于“更广泛意义的监督”，其权力性质也更具有中国特色和明显的政治特征。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既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专门机关，同时也是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普通国家机关。准确理解检察建议这一中国特色的检察工作方式，必须回归到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之下，才能真正
王文惠，袁
江：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分析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适用的灵活性、对象的广泛性及其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其次，作为国家的一项政治制度，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须由宪法和法律加以规定。然而，现行宪法并没有直接明确作出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限的规定。现行宪法没有遵循１９５４年宪法、１９７８年宪法的①范围预留了延展惯例对检察“法律监督”的范围进行界定，这不但给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对象／空间，同时也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广义监督。“检察”一词，系清朝末年翻译而来。沈家本等人在清末修律时创造性地将其翻译为“检察”，既揭示了西方检察制度所蕴含的“侦查”“提起公诉”“监督”的内涵，又传承了我国古代御史制度“纠察百官、监督狱讼”所蕴含的“监督”内核，其现［１０］实重要意义更在于可以使检察机关“承担一些同质性的职能”。再次，多年来，关于检察机关制０１８年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２１条已经明确，发检察建议的依据问题一直备受争议。２“人民检察院行使本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法律监督职权，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提出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属于“宪法性法律”。据此，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根本上６条、《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等法律规定，也从说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同时，《检察官法》第４不同的角度对检察建议作了特别规定。因此，认为检察建议没有法律依据，将检察建议称为“软司法”，认为检察建议的制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等等，可以说都是对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法律规定及其政治属性产生的错误认识。最后，多年来，许多单位对于检察建议不予回复、冷处理，已成为检察建议一度面临的困境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１３条的规定，以执政党纲领性文件的方式明确了有关单位对于检察建议“应当及时整改落实并回复”的政治责任。不仅如此，《意见》还进一步明确，“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助调查和接受监督的单位和个人，检察机关可以建议监察机关或者该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依法依规处理。”可以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为检察建议的健康发展厚植了政治土壤，提供了强大支持。促进检察建议合理制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更新理念。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司法手段，检察建议本是检察机关对案件当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规律性问题的总结和提升，其优点在以“礼貌的、客气的”口吻指出被建议单位存在的漏洞或问题，以温和善意的方式指出受建议者的缺陷或不足，是中国传统文化“以礼服人”“先礼后兵”的现实运用，并充分体现说理的“水平”和批评的“艺术”。检察建议首先是一份“建议”，具有“建议”的基本特性。在古汉语中，“建议”最早出自《汉书·贾捐之传》中“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其意即“对事情的处置或兴办提出具体的意见”；在现代汉语中，“建议”的原意也是指针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客观存在，提出自己合理的见解或意见，使其向着更加良好的、积极的方面去完善和发展。在检察实务中，检察建议终究是由具体的检察机关、检察官来制发的。只法律监督”的对象，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①关于检察机关“政府组织法》第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１９５４年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１９５４年制定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作了相同的规定。１９７８年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对象的规定，与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规定基本相同（１９７８年３月１日，叶剑英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指出，“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国家的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对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有每位检察官充分认识了检察建议在检察职能发挥中的极其重要性，才能大力发挥制发检察建议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避免检察建议群发、滥发、凑发等现象的发生。（二）跟进追踪。实务中检察建议的一大顽疾是只注重形式和发出数量，检察建议“一发了事”。要促进检察建议提质增效，检察建议发出前，应主动听取被建议单位意见，加强调查核实，提高检察建议的精准度和可行性。检察建议发出后，应紧盯不放，通过各种方式，跟踪了解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督促被建议单位将检察建议落地落实。只有每个检察建议的制发，都做到事实调查清楚、依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对策建议适当、程序合法规范，才能以高质量的检察建议争取建议对象的认同和支持，实现法律监督的双赢、多赢与共赢。（三）指导监督。上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检察建议的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地提升检察建议质量。针对检察建议工作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认识问题、理念问题、能力问题，上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检察建议工作的专项培训，加强对各条战线检察人员的专题培训，针对普遍性问题解疑释惑，推动理念转变、认识提高和能力提升。要充分发挥“检答网”的作用，及时解答相关问题，发布典型案例和相关学习资料，及时解决基层检察建议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四）压实责任。检察建议不是检察官的“散文”“随笔”，不能由承办检察官恣意制发、任意发挥。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检察建议质量评查和落实情况的跟踪了解，通过备案审查、专门检查和汇总分析等机制，结合业务特点制定有效的检察官考核机制，实现压力、责任层层传导，从而激发广大检察官制发精品检察建议的热情，杜绝片面追求制发检察建议数量和规模的现象。
结语检察建议由检察机关自行启动、自行调查、自行督促落实，主动性很强，适用范围和发送对象较为广泛，涵盖行政监管执法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多种主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能够鲜明体现中国特色的重要工作，是检察机关直接服务保障大局、保障国家治理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作用地位凸显。立足社会治理成为执政新理念的新时代，检察机关需要苦练内功，以专业性、针对性、说服力、高水平的检察建议制发水准，树立检察建议的威信，赢取社会公众的赞誉，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治理大舞台上的“主力军”。参考文献：［１］李坤轩．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Ｍ］．北京：中政大出版社，２０２０：８．［２］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６．［３］王桂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１．［４］温军．中国检察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政治功能研究［Ｄ］．吉林大学，２０１８．［５］秦前红．两种“法律监督”的概念分野与行政检察监督之归位［Ｊ］．东方法学２０１８（１）：１８３．［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政治和政治制度（上）［Ｍ］．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４．［７］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中国检察制度史料汇编［Ｍ］．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１９８７．［８］王桂五．王桂五论检察［Ｍ］．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９３．［９］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８１．［１０］朱孝清．论检察［Ｍ］．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３．责任编辑
孙
智
英文审校
孟俊一
篇三：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提高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1.更多地依靠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来推进社会治理，发挥检察机关在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
2.加强社会治理与法治教育，提高公民法治素养，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3.引导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鼓励基层自治和社会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切实实现多方联动治理。
4.加强对公共安全领域的监督和管理，推进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管理和服务。
5.加强对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监督和管理，推进环保和卫生监管体制改革，提高管理效能，保障公民健康。
6.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借鉴国外经验和做法，开展创新性社会治理实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7.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行政部门、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监督和管理，营造诚信、守信的社会环境。
8.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重点领域法规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四：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试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检察机关
当前，检察机关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内对外管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更新管理模式和方法，需要与时俱进。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其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示范作用，这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没有改革创新，检察机关将前途暗淡。
论文关键词
检察机关
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是广义上社会管理主体，也是创新的主体，更是创新动力之一。检察机关参与的社管理创新是内部管理和管理外部社会的形式和内容创新的综合与统一。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模式的不断更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它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
（一）作为国家机关宪法和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参与国家管理活动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再通过国家机关等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进行管理。人民检察院是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代表人民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她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民赋予了她依法进行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权利，同是赋予了与之相应的义务。国家运用政策和法律的手段对社会进行管理，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等；
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监督法律的依法运行等，其行使职权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干预社会生活的过程。因此，检察机关无须也无法回避参与社会管理的事实，认为只有行政机关才进行社会管理其实是某些个体的社会错觉。
（二）作为国家机关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活动中有必要与时俱进
首先是外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相对复杂，国内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突出，政府正面临着严峻挑战。社会管理如果搞不好，社会发展必将受到制约和影响；
过去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也将受到侵蚀。如何度过危机，如何迈过难关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头号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成了解决系列问题的良方之一。用新方法来解决新的问题，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从宏观上讲，整个社会都发生新的变化或变革，检察机关不可能独善其身置身其外。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并与之相协调的客观要求，更是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次是检察机关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能，这个看似单一的职能，其内涵和外延所涉及的点多面宽线长，问题多，挑战大。一是承担的社会任务更加繁重。随着经济社会领域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凸现，人员流动性增强，人口结构多元化、异质化趋向越来越突出，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关系更难协调，检察机关执法风险加大，社会维稳压力更大等
。二是法律监督难度加大。目前社会管理主体呈多元化趋势，政府自身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管理机制不健全，社会管理主体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对接困难，导致社会管理交错断层缺位现象并存，所以职务犯罪问题突出，在这相对混乱的局面下，监督也成
了大难题。三是打击职务犯罪效果不很理想。尽管近些年查处职务犯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离党和政府的要求太远，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差距太大，震慑效果相对有限。如何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和巩固反腐效果，防止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也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四是行政权力日益扩大，却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而司法的独立性却正在下降。检察机关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受制于同级政府，同级监督力度正逐步减弱。如重庆打黑案中检察环节曝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检察机关的司法公正性正在受到影响。五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着弊端。如地方党委、政府以及公、检、法、司等部门各司其责，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沟通，信息交流不畅，缺乏联动机制，效率不高。从微观上看，上述一系列问题要得到有效解决，旧的方法和手段已证明效果不佳，新问题的出现在倒逼检察机关必须积极参与创新，寻求新的突破。
第三是检察机关对内管理也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也需要更新管理模式和方法。好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必将推动工作积极有序开展，反之变然。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外在要求，也是其本身科学发展内在的要求，检察机关的内部管理也需要有新的突破，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如上下级管理问题。上级对下级的“抓紧”与“放松”到何种程度最佳；
省直管县是今后发展方向，那么由此而带来的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关系如何处置最佳，等。二如机关内部管理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机关效率，提升班子和队伍战的斗力，提高服务水平，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如何加强内部监督和沟通与信息分享，等等。三如检察机关的人事权和财政权的管辖问题。是同级管辖好还是上提一个级别的好，即检察机关的人事权与财政权是由上级党委和政府管辖还是同级管辖。这虽然是检察机关内部管理以外的问题，但是，它却是制约检察机关内部管理创新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检察机关同级监督乏力的深层原因。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
会影响
（一）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其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示范作用
检察机关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是由人治转向法治的重要标志。法治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主要方式，以法治国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文明的标志，在当今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检察机关在国家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民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声望和权威，她的每一个动作必将在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检察机关能不能摆脱困境、能不能应对新的问题、事业能不能有新的突破、能不能像发达国家的一样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这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创新，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和不二的法门，它必将有力地促进检察工作大踏步前进。检察机关的每一个创新性成果，必将推动我国民主法制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同时也能丰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容和形式。检察机关一些新的好做法，对其他的国家机关也将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性作用。如某县纪委受检察院“阳光检察”的影响推行“阳光纪委”，对部分案件公开处理，社会效果很好。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人民群众强烈要求
当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一些问题，也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些问题，人民群众呼声很大，迫切希望要高质高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应对人民群众的呼声，除了有积极的态度以外，还需要有新的路子。人民群众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希望寄托在检察机关身上，其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当下全国检察机关认真参与创新、积极探索社会管理的新理念、新机制、新方法、新技术就是回应人民群众希望与期待的重要举措。回顾近几年来检察机关在创新领域的一些动作，如职务犯罪审查批捕上提一个级别、进一步深入打击职务犯罪等等，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老百姓的社会诉求得到了重视，人民群众满意提高。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是检察机关创新的强大动力。
（三）没有改革创新，检察机关将前途暗淡
当前，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存在一些误解。如，提起反腐大家就会想到XX纪委，“越反越腐”，查处职务犯罪是“抓小放大”，检察机关隐性拓权影响其他机关……我们承认其他机关部门的重大作用，更要看到检察机关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必要的改革创新，可以说整个检察机关的前途暗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会大打折扣，其存在的价值也会受到质疑。如，地方检察院因为人事权和财政权的问题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独立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困难重重。某县要求检察机关以县委为中心，为县委服务。然而几年后，该县从书记县长到普通干部30多人被判刑，原检察长也受到了处分。要取得人民群众信任，取得大众的支持，改变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检察机关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大力查处职务犯罪，必须在社会生活发挥更大的作用……所有这一切，必须通过改革创新的手段来实现。所以说，改革创新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存亡的大事，这句话放到检察机关身上，也同样适用。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点多面宽线长，需要做系统性分析和做大量的实践工作，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准确的判定，需要整个检察系统和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意必将对整个系统和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任重而道远，我们有理由深信，检察机关必将在未来的社会中产生越来越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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