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学习考察报告在省台办的大力支持下，贵州省地方志系统一行14人于10月19日至28日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和学习考察。在台湾东马教育基金会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接待下，全团人员团结协作，遵守纪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调研】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学习考察报告【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学习考察报告
在省台办的大力支持下，贵州省地方志系统一行14人于10月19日至28日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和学习考察。在台湾东马教育基金会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接待下，全团人员团结协作，遵守纪律，虽然行程匆匆，但却有不少收获，圆满地完成了文化交流和学习考察任务。现将交流学习考察情况汇报如下：
一、组团情况
这次赴台人员共14名，其中省地方志办公室6名（主任1人，副主任1人，处长4人），XX市、XX市、XX市、XX市、黔南州、黔西南州、XX区、XX区各1人（均为志办主任）。赴台前，省台办吕东处长、王建民副处长对全体赴台人员进行了培训。吕东处长介绍了海峡两岸目前关系状况和文化交流情况，强调省地方志组团赴台进行文化交流是今年省台办组织赴台交流的重点项目之一。要求赴台人员有团队意识，遵守纪律，既尊重对方，尊重当地民风民俗，又要注意遵守政治纪律，保守秘密。作为文化交流团体，要把文化交流，特别是学习别人先进的文化工作经验作为重点。并就团员的着装仪表、行为规范提出要求。赴台文化交流团成立临时党支部，团长彭钢（省志办主任）任支部书记，副团长周声浩（省志办副主任）任支部副书记，负责全团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在台期间的组织领导工作。
二、考察行程
从10月19日离筑到深圳转道香港到台北，至10月28日离开台北，共在台学习交流考察10天。在台期间，与东华大学图书馆、台北大学、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有关专家、学者、教授就海峡两岸共同关心的文化交流、文化发展等问题进行座谈交流。特别是就台湾的修志情况进行详细交流和了解，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参观了东华大学图书馆、台北大学图书馆和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图书室，其有序的管理，资源的共享和开发利用，值得我们学习。参观了国父（孙中山）纪念馆、故宫博物院、台东史前文化博物馆、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和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布农族文史工作室、美浓客家文化博物馆。历史和现实表明，台湾与大陆文化一脉相承，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两岸文化共同发展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渴求。
在东华大学参观时，东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琏博士向参访团介绍了东华大学图书馆藏书、管理和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在台北大学参观时，台北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怡心博士介绍了台北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机构、藏书情况、数据库建设和未来发展远景。台北大学校长、教授侯崇文，东马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谢士沧，台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台北大学校友会主任会见了参访团，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交流。在台北市文献委员会访问时，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执行秘书翁志聪，研究员吴绍明，编纂张家荣，书记张忠和参访团就双方修志机构设置、志书编纂工作程序、编写要求以及目前工作情况等问题进行交流，气氛融洽，答问随意，体现了两岸人民的一种心理特质。在与上述部门交流时，对方均不同程度提出了来黔开展文化交流和开展多种交流形式，加强双方交流力度的愿望。参访团团长彭钢分别在东华大学、台北大学、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的座谈交流时致答词说，海峡两岸同宗同族，同源同种，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不可分割。在介绍贵州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及目前基本情况后，真诚希望台湾有关地方志工作部门到贵州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两岸文化人应携手合作，发扬光大祖国的传统文化。考察团在台期间，台湾接待方给予了诸多的方便，如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编印的《欢迎贵州地方志代表团参访资料》共10页近万字，采用大陆通用简体字打印。台湾福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台北大学国际活动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喜惠女士多次与考察团接触，询问接待安排情况。东马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林绢铃女士、台湾辅具协会秘书长詹素真女士基本随团走完全程。
参访团分别向东华大学、台北大学、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东马教育基金会赠送了最近出版的贵州省志民族志、旅游志和精致的苗族手工银饰纪念品。XX市志办向东华大学、台北大学、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台北市立图书馆道藩分馆、台湾贵州同乡会分别赠送了市志办编印的《张道藩与家乡》一书。
三、台湾修志工作的情况
鉴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长期封闭隔绝，了解甚少。通过参观座谈，对台湾的修志情况有一个粗线条的认识。台湾修志，基本延续传统的修志体例模式和格局，省为通志，市有市志，县有县志，且为多卷本，字数不限。乡、村也倡导修志，族谱、家谱较为普遍，且修得早，品种多，规模也大。
1、修志有连续性
台湾地方志的编纂始于清朝。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置府县制。二十四年（1685年），在台湾知府蒋毓英推动下，由季麒光编纂的《台湾府志》，开启台湾编修方志之先河。其后，陆续有高拱干修纂《台湾府志》（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周元文修纂《重修台湾府志》（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陈梦林修纂《诸罗县志》（康熙五十五至五十六年，1716～1717年）、陈文达等修纂《XX县志》（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及《台湾县志》（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等地方志书之编纂，将中国修志之传统根植在台湾。自此之后，历经日本统治时期至战后，台湾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未曾中止。以《台北市志》编纂为例。1952年，台湾各县市分别设立文献委员会，负责本县市地方志编纂工作。台北市1952年6月成立文献委员会，随即启动《台北市志》的编纂工作，编纂者从一开始就注重资料的收集和信息容量，从1953年到1986年，先后编纂出版《台北市志稿》、《台北市志》（重修），所载述内容起迄时间，上起原始，下至1981年。《台北市志》连同卷首卷尾，共41卷46篇，共49册，1987年出版。
2001年，启动《续修台北市志》（1945～2001年）工作。《续修台北市志》在强调参考中国传统志书体例的同时，须要记述时代之思潮及台北市发展之实况，志篇名称与内容较之《台北市志》有调整与增删。并将《续修台北市志》定位为“具有国际性格之著述”，展现台北市历史发展的活力，成为台北住民乐于翻阅的工具书。利用现代科技，将《续修台北市志》电子化，透过计算机网络，随时随地可迅速地撷取有关台北市的各类信息。
2、当局较重视
据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执行秘书翁志聪先生介绍，鉴于台湾的政治制度，当政的“市、县长”都想在任上将自己的业绩记入史册，在编修志书上相当积极和支持。例如XX县，历任“县长”都在修志，出书较为频繁，有关方面不得不出台相应法规，规范志书编纂时间。从整个台湾来说，在方志的编纂上，当局始终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主角。如台北市当局将编纂《续修台北市志》列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以宏观的远见和扎实的部署，集中专家学者参与，投入大量的经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续修台北市志》的编纂成为保留优良传统，兼具质与量，展现台北历史发展与现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著述。《台北市志》（重修）总纂、（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曾乃硕在《台北市志》的编纂宗旨及目的中说：“在以台北市空间为范围，明确记述中华民族源流及发展历程，成为一宝典，即供国史要删，施政根据，复作文章、艺术、科学资源、教学材料，以及观光指导。昔者藏诸名山，以待其人，今当置诸案头，用供参阅。是地方史乘，兼具百科全书实效。”鉴于此认识，台湾编纂出版的志书，门类齐，种类多，篇幅大，体例完备，印装精美。
3、制度较完善
台湾修志，已形成制度，有规范性的法规保障修志。1952年，台湾当局通令各县市分别设立文献委员会，推动各县市志书修纂，要求在文献委员会成立3个月内，拟具编纂志书纲目凡例呈报。台湾当局颁布《地方志书修纂办法》，规定纂修地方志为各级地方当局所属文献委员会或文献机构的中心工作。2001年，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会议通过《台北市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草案》规定“台北市地方志书以20年纂修一次为原则”。其他县市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法规，完善制度，保障志书修纂的连续性。
省地方志系统组团赴台交流参观学习，开启了贵州方志界和台湾文化交流的序幕，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在交流中宣传祖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交流中共谋两地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此次交流考察，加强了贵州与台湾的文化联系，增强了双方的了解。通过参观考察，了解到台湾地区修志工作的基本情况，学习了台湾编修地方志书的一些好作法，对我省今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贵州方志界将以此次交流为动力，与台湾方志界同仁相互学习，如与台湾文化系统、方志界建立交换方志资料关系，在组织理论研讨时邀请台湾学者参加，适当的时候邀请台湾方志界人士到贵州交流访问等，黔台合作，共创中华文化辉煌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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