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影响,附《大明律》对近代影响（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摘要：《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世祖国王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关键词：《大明律》；明朝；朝鲜王朝 一、《大明律》的修订及传入朝鲜 《大明律》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有明一代的法律大典，从草创至最终完成历时三十余年，五易其稿。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省制定律令，同一、《大明律》的修订及传入朝鲜年十二月完成并颁行。其中令 145 条，律 285 条，计430 条。吴元年律令是此后《大明律》的雏形。朱元璋登帝位后，为使律令“务合轻重之宜”，“屡诏大臣更定新律”，洪武六年十二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翌年二月书成，命颁行天下。全书 30 卷，606 条。洪武九年，朱元璋览《大明律》，发现“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命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二人等“复详加考订”，厘正了 13 条。二十二年八月，因刑部有言“比年律条增损不一……致令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知所遵守”，朱元璋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员修订《大明律》。这次修订除对部分篇目条例进行了删减充实外，还增加了 “五刑图”和“八礼图”。修改后的《大明律》凡 30卷，460 条，“书成，命颁行之”。先是，十八至二十年，朱元璋亲制《大诰》三编，颁行天下，宣传法律思想；至三十年五月，命刑官将“《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大明律》后，编次成书，刊布中外。至此，《大明律》编撰工作最终完成。
《大明律》颁布后不久就传入了朝鲜半岛。但《大明律》是何时、通过何种途径传入朝鲜半岛的，史无明载，我们只能根据现存史料及以往研究成果对此作出接近事实的判断。高丽辛禑十四年九月，典法司上疏：“今（以）《大明律》考之《议刑易览》，斟酌古今尤颇详尽，况时王之制尤当仿行。”这是目前所见朝鲜史籍中最早提及《大明律》的记载。辛禑十四年，时明朝洪武二十一年。由此可以确认，至少在洪武二十一年之前，《大明律》已经传入朝鲜半岛。从前述可知，洪武二十一年以前，明朝已有吴元年、洪武六年、洪武九年三个《大明律》的版本。吴元年颁行的律令，并未冠以《大明律》之名；洪武九年对《大明律》只是作了较小的修改，且修改后是否颁行，史无明载。由此可以推断，洪武二十一年前传入朝鲜半岛的《大明律》当是洪武六年详定后“颁行天下”的版本。那么，《大明律》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的呢？笔者先前对中国图书传入朝鲜半岛的途径问题进行过研究，认为有三种方式。第一，中国皇帝向（高丽）朝鲜国王的赐书；第二，中国使臣向（高丽）朝鲜国王的赠书；第三，朝鲜使臣在中国的购书。洪武二年，高丽使臣成惟得从南京回国，朱元璋赐高丽恭愍国王六经、四书、通鉴、汉书等书，令使臣带回。这是史料记载中朱元璋唯一一次向（高丽）朝鲜国王的赐书，因此，《大明律》不可能通过第一种方式传入朝鲜半岛。洪武五年以前，朱元璋派遣使臣出使高丽虽有 9 个行次，但这个时期《大明律》还未修订。洪武七年，高丽恭愍国王被弑及朱元璋派往高丽买马的使臣蔡斌被杀、林密被胁往北元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引起朱元璋对高丽的极大不满，致使两国断交长达 11年之久，自然朱元璋也未再派遣使臣出使过高丽。自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三月，朱 元璋虽派遣了 4 个行次的使臣出使高丽，但其中两个为辽东都司低级军官，使命为买马及告立铁岭卫；两个为国子学低级文官，使命为颁诏。在两国关系还未彻底和缓前提下，4 个行次的使臣只会谨慎奉行使命，不可能与国王有亲密举动，所以《大明律》也不可能通过第二种方式传入朝鲜半岛。从《高丽史》及《李朝实录》中的记载看，高丽及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时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购置中国图书。据统计，自洪武七年至二十一年间，高丽使臣出使明朝共达 56个行次。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明律》当是通过高丽使臣出使明朝时在中国购书这个方式传入朝鲜半岛的。
二、《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制度中核心地位的确立 《大明律》不但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法律特别是唐律的优点，而且多有所创新，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高度成熟的法典，一经传入朝鲜半岛，便引起了朝鲜社会的广泛关注。洪武二十五年二月，高丽王朝大臣郑梦周以《大明律》为中心，参酌元朝《至正条格》及高丽本朝法令撰以新律，恭让王命人进讲六日，屡叹其美。朝鲜王朝开国国王李成桂（在位时间：洪武二十五年七月至三十一年，1392—1398）登基后，立即发布了施政纲领，其中就用律一项说到：“前朝之季，律无定制，刑曹、巡军、街衢各执所见，刑不得中……自今京外刑决官，凡公私罪犯，必该《大明律》。”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用律思想及施用《大明律》的决心。为方便理解《大明律》律文，李成桂授意金祗等编撰《大明律直解》一书，逐字对《大明律》进行解释，并于洪武二十八年刊刻实施。
说到朝鲜王朝的法律制度，不能不提它的第一部法典《经济六典》。《经济六典》成书于洪武三十年，其后又经过了太宗国王（在位时间：建文三年至永乐十六年，1401—1418）、世宗国王（在位时间：永乐十六年至景泰元年，1418—1450）等朝的修订和补充。《经济六典》的内容是自李成桂开始的数朝“奉王旨施行”的具有法律性质意义并为以后断案遵行的“格例”的分类汇总，这些“格例”构成了朝鲜王朝最初的法律制度。在这部法典中，显现了《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一些影响。例如：永乐十一年（太宗国王十三年，1413）三月，宪府上疏历数了前高丽王朝末期夫妇名分紊乱带来的弊端：“有妻娶妻者有之，以妾为妻者亦有之，遂为今日妻妾相讼之端，世久人亡征不足取，饰诈匿情真伪难明，处决无据，怨仇繁兴，以至伤和致变，此非小失，不可不正。”建议以《大明律》“妻妾失序”条以予纠正，太宗国王应允。但国王的这一“判旨，中外官吏或不奉行”。十八年（世宗国王二年，1420）礼曹旧事重提，坚持十一年宪府的建议，得到了世宗国王的应允。这一“格例”被视为今后应遵行的和以后量刑使用的法律条文写入了《经济六典》中。又如，《经济六典》中有“元恶乡吏典刑回示之法”条。所谓“典刑回示法”，就是“处斩传示诸道”、“支解徇于各道”、“凌迟处死徇于境内”、“斩首传示诸道”等短句所表达的内容。正统十二年（世宗国王二十九年，1447），世宗国王传旨刑曹：“《大明律》有陵（凌）迟处死之刑，亦无徇示之文，今后‘元恶乡吏’行刑后，除回示，陵（凌）迟处死者亦除回示。但俱悉罪名，移文于中外，使之周知。”世宗国王的这道旨意，亦变做了法律条文，写进了《经济六典》之中。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明律》对《经济六典》的影响是有限的，类似这样上升为法律条文的“格例”在《经济六典》中并不多见。考《经济六典》全部律文，共计 809 条，其中与《大明律》关系最为密切的《刑典》有 181 条。在全部律文中，依《大明律》或参酌《大明律》制定的共计 19 条，而《刑典》中仅12 条。事实上，从李成桂至李弘暐六代国王相继在位的较长时期里（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1392—1455），朝鲜王朝虽然使用了《大明律》，但并未完全践 行“凡公私犯罪，必该《大明律》”之国策，其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或明律、唐律和元律混用，或部分地、有选择地使用《大明律》之状态。大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用律的多样性。首先是用律思想的多样性。这主要表现在太宗国王和世宗国王用律思想的不同。太宗国王倾向用《大明律》，如他在位期间，“命译《大明律》，勿杂用元律”。命刊行《大明分类律》颁布全国，并派员至全国各地讲习法律条文等。世宗国王用律思想则较为复杂，他在使用《大明律》的同时，对唐律和元律也给予相当的重视。宣德元年，他命精通法律人员讲习《唐律疏议》、《至正条格》和《大明律》等书；二年，命印《唐律疏议》，颁之中外官员。在其影响下，刑曹上疏：“议刑之际，《唐律疏议》最有益，不可不知”，建议律科考试，增试唐律，国王从之。其次是世宗国王在量刑和定律上用律的多样性。世宗国王用律思想的多样性，表现在量刑和定律上，则是根据他个人意志，在使用《大明律》的同时，混用唐律和元律。如宣德五年，万户之子李尚廉为夺其父生前给尚廉继母金氏之财产，向官府诬告金氏与其同父异母弟李尚质通奸。对这样以下告上并具诬告性质的案件，《大明律》有现成法律条文可用，“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但诬告者，绞”。用该律条给李尚廉定罪足矣。但世宗国王却援引唐律“子孙告父母者绞”条罪之，且讲道：“唐律虽非当时所用，据唐律定制，然后施行可也。”遂立法云：“今后子孙告父母者，依唐律论断。”这是世宗国王用唐律量刑、定律之一例。再如，关于窃盗罪初犯、二犯刺字之法，《大明律》已有规定，但刑曹以无法区分赦前赦后犯罪为由，提议按元朝法律更改窃盗者刺处，得到国王的同意。这是世宗国王用元律定律之一例。需指出的是，上述两个已完全具备法律条文意义的“格例”，不知何故并未写进《经济六典》之中，试想，一当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势必会出现执法者用其他法律条文予以解释量刑的可能性。
2.随意改变《大明律》量刑分量，法律条文前后抵牾。太宗国王和世宗国王时期先后制定的“流罪收赎之法”和“犯罪收赎之法 ”即是明显一例。建文四年（太宗国王二年，1402），议政府根据《大明律》流三千里杖一百，赎铜钱三十六贯这条律文，定“流罪收赎之法”。由于朝鲜国境内里数不足三千里，遂定减分收赎：流三千里之罪，折赎铜钱二十四贯；流二千五百里之罪，折赎铜钱二十二贯；流二千里之罪，折赎铜钱二十贯。太宗国王同意此法，并将其写入了《经济六典》中。议政府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收赎钱数本无不妥，但他们对《大明律》中这条律文的理解并不全面。该律条原文是：“（流）二千里杖一百，赎铜钱三十贯；（流）二千五百里杖一百，赎铜钱三十三贯；（流）三千里杖一百，赎铜钱三十六贯。”显然，这条律文是流杖合一，并非只流不杖；而赎钱之数，也皆是流杖通计，并非流杖分赎。关于议政府对该条律文的误读我们暂且不议。洪熙元年（世宗国王七年，1425），议政府会同六曹参酌《大明律》之《五刑》收赎律，定“犯罪收赎之法”。照顾到妇女及贫困者决杖后无力收赎，又一次定减分收赎：“请于《大明律》笞一十赎钱六百文，今减三分之二，赎钱二百文，每一十加二百文，笞五十一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十二贯，绞斩十四贯。”该法得到世宗国王的同意，也写入了《经济六典》中。前一法“流三千里，折赎铜钱二十四贯”，后一法“杖一百流三千里（折赎铜钱）十二贯”，两法相较，后一法治罪不但比前一法为重，而收赎钱数反比前一法少了一倍。两条内容相同，但量刑上却严重矛盾的法律条文，写在同一部法典中，量刑上的混乱可想而知。
3.参酌《大明律》制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未形成法律条文。如永乐十 三年（太宗国王十五年，1415），六曹参酌《大明律》之“佐职统属骂长官”条，制定了“骂长官决罚例”，得到国王的同意。六曹说：“时散三品以下九品以上，骂二品以上者，比《大明律》首领及统属官骂五品以上长官例，杖八十；七品以下及良人等，骂六品以上者，比《大明律》骂六品以下长官，减三等例，笞五十施行。”又如，在一个时期里，朝鲜城内任意走马现象极为普遍，对此既无禁令，也无罪名，一些无识之人及试马军士，在街路稠人中驱马狂疾，致伤人命颇多。洪熙元年，刑曹上书国王，城内走马伤人者，“以《大明律》凡无故于街市镇店驰骤车马，因而伤人者，减凡斗伤一等；致伤人命者，流三千里施行”处罚，国王同意。上述两条颇具法律意义的制度，本应写入《经济六典》之中，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法律条文和掌刑之人量刑的法律依据，但事实并非如此。类似这种情况还有不少。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朝鲜王朝的法律制度虽有《经济六典》可供遵行，但并非成熟，加之数代国王用律思想的多样性及用律量刑的随意性，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非但不完备，而且处于紊乱之状态，致使“凡断狱者，多不晓律文，私意出入，刑罚不中，冤抑无诉，致伤和气，以召灾沴”，造成了严重不良的社会后果。景泰六年，世祖国王（在位时间：景泰六年至成化四年，1455—1468）即位后，着手对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国王亲自组织详定官，对《经济六典》分科责成，进行全面厘定和重新编撰，并起复前工曹判书崔恒总其责；详定官们“裒集诸条，详加采择，撰次为书”，国王亲自对详定官改撰后的样本加以删改订正，并赋以新名———《经国大典》。先是天顺五年七月《经国大典》之《刑典》修撰完成并颁布实施，之后于成化五年，《经国大典》的其他部分也修撰完成，翌年正式全部颁布施行。
《经国大典》是继《经济六典》之后朝鲜王朝的第二部法典。它以全新的面貌有别于《经济六典》，更具有国家典章之意义，从而更具操作性。在对《大明律》的态度上，《经国大典》与《经济六典》相比，有以下两点之不同。第一，用律思想不同。《经济六典·刑典》在“用律”部分虽也写道：“《大明律》，时王之制，所当奉行”，但未把开国国王李成桂“凡公私犯罪，必该《大明律》”的用律思想列入正条。反观《经国大典·刑典》之开篇《用律》条，唯书“用《大明律》”几个字，用律思想极为明确，较之《经济六典》是一大进步。第二，法律人才选取方法不同。《经济六典》在国家选取人才上并没给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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