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的人物事迹4篇
五老的人物事迹篇1
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20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五老的人物事迹篇2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沙俄乘机派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奉天(今沈阳)，并于1900年11月9日逼迫大清国驻奉天将军增祺与之秘密签订了一个以“交还”奉天为名、实则由俄人控制东三省的“九条密约”，即《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朝廷得知增祺私下与俄签约，大为震怒，宣布该章程无效，并将增祺革职，同时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在圣彼得堡就更改章程以及归还和收复被占领土问题与俄方进行谈判。
1901年1月4日，一场十分艰苦的谈判正式开始，对手是俄方新任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
杨儒公使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干预内政，侵我主权，断难接受，须重修约稿”。1月17日，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向杨儒公使口头提出约稿十三条，杨公使当即提出异议。2月16日，俄方在事先未经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正式提出议款十二条，逼迫杨儒签字。杨儒公使以“条款须无损我主权方可签字”为前提予以拒绝。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杨儒公使与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谈判前后共有13次之多，每次均由陆徵祥担任翻译和记录，经整理后电告清廷。陆徵祥回忆说：“这些记录反映了我国历最悲惨、最耻辱的时代。”对于沙俄外交大臣在谈判中提出的主张特别是俄国不但要控制东三省，还要控制蒙古和新疆、俄军不撤出东三省中国就不能在东三省驻军等，李鸿章与军机处竟电告杨儒“全权定计，朝廷不予遥制”，而杨儒则坚持不签约。1901年2月5日，拉姆斯多夫约见杨儒，催逼签字，杨以“未奉朝旨”为由断然拒签，然后离开沙俄外交部直接返回使馆。杨儒公使面对强权能够做到毫不畏惧，但面对腐败无能的清廷却束手无策，因此心情一直不好，加上艰难的谈判令其身体不支，回到使馆下车时不慎跌倒在地，不省人事，十日后以身殉职。
五老的人物事迹篇3
加强重症患者救治是降低新冠肺炎病亡率的关键，目前，全国已经调集11000多名重症专业医务人员汇集武汉，协同攻坚。今天(3月1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重症专家、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邱海波。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邱海波一天内要跑三四家医院，巡诊危重症病例，给出有针对性的诊疗建议。刚到武汉时，他发现重症病例每天快速增长，但重症病房却一床难求。邱海波和专家组成员建议，增加集中收治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迅速扩充重症病床，这个意见很快被中央指导组采纳。
在重症病房，邱海波不仅是指导组专家，还是临床大夫。他和同事们在一个个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寻找着治疗的突破口和诊疗路径。
俯卧位通气是邱海波和同事们总结出来的对重症患者明显有效的一种呼吸治疗，目前已经写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但是要将插管的患者翻身，还要避免病人身上各种插管的脱落和损伤，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
白天临床治疗，晚上研讨诊疗方案，这是邱海波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节奏。
在专家组成员夜以继日地努力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已经更新了六版，现在又即将更新第七版。
各地精锐医疗力量汇聚武汉，不同学科协同作战，邱海波奔波在各个重症医院间。在最近几天的巡查中，邱海波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在好转，ICU开始出现了“床等人”的现象。
五老的人物事迹篇4
_，男，1965年生人，现年55周岁，中共党员，淄川交警大队双杨中队民警。进入疫情攻坚战以来，_深知“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作为淄川交警大队年龄最大的勤务民警，他身先士卒，冲在一线，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1月25日，淄川交警吹响了战“疫”集结号，所有民辅警取消休假，实行一级勤务，_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他积极响应上级号召，争当执行防控疫情措施的表率，始终坚守维护辖区稳定、路畅人安的第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守纪律、服务辖区群众。
当大队下达在滨莱高速淄川收费站设置24小时检查站的指令后，他便临危请命，作为首批执勤人员坚守在滨莱高速淄川收费站的防疫一线执勤点上。他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光，全力投入到阻击疫情一线。执勤中，他每天在路面的工作时间不少于12小时，从农历初三开始，_累计出勤90余小时，为了联勤联动、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他有时一天连续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为了坚守执勤点，吃住在警车上更是成立家常便饭，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的坚守，只为那一份使命，那一份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信仰。
_同志于2009年由部队转业来到淄川交警大队，他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干一行爱一行，在部队时他已是技术团级干部，到地方后又从科员干起，对此他毫无怨言，从最基本的交通管理业务学起，很快成为道路交通处理、一般程序办理等业务方面的专家。
工作中，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经他办理的案件，均让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他对群众温暖如春、耐心体贴，老百姓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他聊聊。在中队，他既是老党员，更是老大哥，对年轻民警、辅警他真心关怀，全力传、帮、带，深受中队同志们的爱戴。在这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战斗中，_同志又发挥出老党员的带头作用，为中队全体人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疫情面前，淄川交警所有警员在深蓝警服下，他们也是肉体凡胎的普通人;他们也是为人子女、为人父母，是家里不可缺少的主心骨、顶梁柱。在这个万家灯火又万众一心的关键时刻，是千千万万跟他们一样的奉献者，舍小家为大家，不惧万险千艰筑起“万里长城”，疫情在前，交警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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